岳青山:茅于軾極力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意欲何為?

茅于軾打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旗號,完全無視客觀事實,主觀片面,隨心所欲,編織謠言,竭力歪曲、詆毀、抹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胡說“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此證實他常說的“前三十年,中國全面倒退”。茅于軾瘋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極端敵視社會主義事業是一貫的。他驕傲地自稱,自己是57年準確地打成的右派,確實是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改開后,又拿著美國中情局支持的“福特基金會”的錢,“投桃報李”,為美國說話,替美國辦事,極力使紅色中國改革顏色。他“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徹底“虛無”共和國前三十年,這就是他們的內在“邏輯”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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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早就指出: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至今為止,仍有眾多割裂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虛無主義謠言在網絡上廣泛傳播。茅于軾的《三十年前的中國百姓》一文(以下簡稱《茅文》),就是一篇用后三十年徹底否定、“虛無”前三十年的惡劣典型。

他說,“要說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就清楚。”誠然,不比不知道,對比很必要。問題在于,評說前三十年“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對比前后三十年,必須遵循客觀、全面、辯證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令人氣憤的是,《茅文》卻反其道行之。他評說“前三十年”,竟然完全無視客觀事實,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隨心所欲,編織謊言,令人嘆為觀止。

鑒于今年是共和國成立70周年,對《茅文》作一番解剖,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比對前后三十年,基本出發點只能是實事求是

列寧在其著名的《辯證法的十六要素》中,把“觀察的客觀性”作為第一個要素。而《茅文》卻完全無視客觀實際,謊言滿篇。

諸如,《茅文》宣稱,前三十年物價倒也不漲,

“不過供應越來越差,憑證、憑票供應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就是沒有貨。百貨商店櫥窗里的東西都是陳列品,非賣品。售貨員靠聊天打發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誠然,前三十年物質供應偏緊,一些基本生活實行憑票供應。

只是《茅文》斷言,盡管憑票,“但就是沒有貨,百貨商店櫥窗里的東西都是陳列品,非賣品”,這就純系謊言。

試問,這種論斷的事實依據何在?是親歷所見,還是道聽途說?何年何月中國的百貨商店就是只供“參觀”的“陳列館”?你當年想必也或多或少進過百貨商店,難道只是去欣賞“陳列品,非賣品”,沒有買過任何東西?此其一。

其二,茅于軾號稱著名經濟學家,應當懂得“再生產”的道理。按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前三十年中國社會商品零售額是逐年增長的。1949年為140.5億元;1956年為461.0億元;1965年為657.3億元;1979年達1752.5億元。如果這些商品都只是擺在“商店櫥窗里的陳列品、非賣品”,櫥窗能擺得下嗎?全國工廠還有“再生產”可言嗎?

其三,以王府井百貨商店為例,1955年9月25日開業當天,日銷售額達30.9萬元,盛況持續一周,至1972年營業總額達到1億元;1979年則突破2億元,日均營業額達55萬。王百營業員的艱辛,大家都可想而知。著名勞模張秉貴為了減少顧客排隊時間,苦學苦練,練就一手絕技——一抓就一斤(技術比賽為“498克”),人稱”“張一抓”。僅王府井百貨這一鐵的事實,豈不就將茅于軾的這種謊言駁得體無完膚!

又如,《茅文 》誣謂前三十年中國老百姓 “穿的自由是沒有的”,說什么:

“城里人穿什么?那時候穿西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文革時大家都穿中山服。……女同志很少穿裙子。穿布拉吉(連衣裙)是資產階級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燙發更不敢了。要燙發需要單位開證明,說某某同志是文藝工作者,有燙發需要,這才可以燙發。穿的自由是沒有的。”】

試問:根據又在哪里?毛主席、周總理何時發過“禁穿”的指令?黨中央、國務院哪個文件有過此種禁令?

無庸置疑,前三十年中國百姓穿西服確實很少;49年一解放,大家爭穿“解放裝”,爾后長期流行“中山裝”,成為風氣。這也是老百姓自由選擇的結果,正是“穿的自由”使然。解放裝、中山裝的流行,正是因為西服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發明的,是洋裝,是西方人強迫中國人接受西方審美的結果。怎能說只有都穿西服才算得上“穿的自由”?如果所有中國人從內心里沒有這種樸素的家國情懷而排斥洋裝,也就沒有黃沾的那首著名的歌曲《我的中國心》里的歌詞了:

【洋裝雖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國印
長江 長城 黃山 黃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無論何時 無論何地
心中一樣親】

岳青山:茅于軾極力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意欲何為?

1957年,哈爾濱亞麻紡織廠的女工在試穿布拉吉

至于不敢穿裙子,就完全是胡說八道了,新中國剛建國時,因為中蘇交好,具有俄羅斯民族特點的布拉吉(其實就是連衣裙,這名字是由俄語音譯而來的)就在中國流行了起來。非得說當時穿裙子的少,那也是因為前三十年婦女地位提高,婦女同志也多被組織起來參加勞動,加上生產任務緊,不適合平時工作勞動時穿罷了。非得讓開拖拉機的女同志穿裙子那才是耍流氓!

可見,所謂中國老百姓“沒有穿的自由”,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再如,《茅文》說: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國供應最好的城市。但供應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糧,如玉米、白薯。大米、面白也是質量很差的那種,現在我們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過年、過節才供應。外地的糧食絕大部分都是粗糧,細糧不到四分之一。”

這是無視客觀實際的主觀臆瘍。民以食為天。只拿他所謂除了北京,“外地的糧食絕大部分都是粗糧,細糧不到四分之一”來說。

這是一個“全稱肯定判斷”!茅于軾又憑什么如此肯定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供應的“糧食絕大部分都是粗糧,細糧不到四分之一”?

這里,我倒想同茅于軾“對質”:長沙應是你口中的“外地”,你怎么得知長沙市前三十年供應的糧食“絕大部分是粗糧,細糧不到四分之一”?老夫也算“老長沙”了,家里我買糧,長沙市糧店供應的糧食的品種,“絕大部分”都是大米。同茅于軾的論斷完全相反。只是間或有些年秋后,也有過搭配一、二個月紅薯,每人按定量2斤(1︰10)搭配,愛吃紅薯的人想多搭還不行,并未搭配過其他“粗糧”,當然,這是我的個人經驗,不代表所有人。但是,你咬定外地供應的糧食“絕大部分”是“粗糧”,只給北京多供應細糧,根據在哪里?請給出證據。

此外,當時所謂的粗糧,現如今也叫雜糧,雜糧在超市里賣的比白米精米還貴。為什么?因為科學發現它富含膳食纖維等營養成分,對人體好,人們自發地覺得該多吃。前三十年創業篳路藍縷,為了國家發展,大家伙勒緊褲腰帶吃點粗糧又能怎么了呢?

還如,《茅文》說:

【“現在許多人都出國,不論辦公務還是私人旅游,出國的機會很多。”“不要說去外國,連國內旅游都被嚴格限制。”】

這是睜著大眼說瞎話。

前三十年,老百姓外出旅游,確是極少;現在風行,凸現生活提高。但硬說那時“連國內旅游都被嚴格限制”,則是造謠。如不認帳,請拿出根據來,黨中央、國務院何時,又是怎么“嚴格限制”旅游的?且不說全國,單拿首都北京來說,北京政府哪項政令對外來游人“嚴格限制”?

眾所周知,那時大家還不富裕,基本都忙著搞生產,沒有現在這么多人專門抽出時間參加的旅行團等現象。但是,那時“外來人”初次進京,大家也少不了到頤和園、故宮等玩玩,哪有什么“被嚴格限制”過?再舉一個例子,農業學大寨時,大家為了搞好生產去參觀學習,這不也是一種旅游?難道只有跟團亂逛景點后在坑人的景區商業場所高價消費才叫旅游?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茅于軾隨心所欲,誣謂中國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造謠惑眾,連一點“實事求是”影子都沒有!

(二)評說前三十年“中國百姓生活”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實事求是地看待建國后的70年,不僅堅持觀察的客觀性,而且要力求做到觀察的全面性,防片面性。而《茅文》看待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則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拿他所謂工人的生活狀況來說。他說:

【“中國老百姓處于什么狀態?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領導階級,20世紀60年代初進廠的工人,轉正后的工資一律是二級工標準—42·5元。這還是多少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托人說情才能謀到的一份工作。”

《茅文》這里說到二級工標準42·5元,倒是事實。毛澤東時代確是實行“低工資”,承認差別,但又不過份懸殊的工資制度。工資增長較慢。但茅于軾不應當“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當時我要補充強調幾點。首先,《茅文》只說2級工標準42·5元,工人工資多低,為何不說5級工,乃至8級工的工資是多少?其實,那時8級工的標準工資是104.56-131.76元。八級工資制從1級到8級,在技術水平、勞動對象、勞動強度等方面都有明確的、不同的其體要求,體現了熟練勞動者與非熟練勞動者、技術高的工人與技術低的工人之間的工資差別。對于工人來說,1到8級的提高進步的空間是比較充裕的。工人們能夠有明確的努力方向,也有其體的奮斗目標。從1級晉升到8級,正常情況也需20多年,在20多年時間里工人們可以大顯身手,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當時,我們的干部工資又是多少呢?據資料記載:

【從元帥到準尉,從國家元首到辦事員共劃分為24個級別,工資從45元到594元不等,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955年的國家領導人工資方案》黨史博覽2006年4月】

中國在1960年之后連續遭遇了三年災難,國內經濟蕭條,民眾生活困難,出現了饑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削減行政級別三級以下的工資: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

工人的八級工資,可是相當于行政16級縣處級干部的工資水平呀!顯然,這些不合茅于軾“虛無”的需要,“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都被他省略了。

其次,茅于軾不是號稱“著名經濟學家”嘛,那總應當懂得,職工的分配不止于第一次分配,還有第二次分配。前三十年不僅是“低工資”,同時又有“高福利”。那時水、電不要錢;住房單位分配,不收房租;工人實行公費醫療,連工人的直系親屬也享受“半公費醫療”;子女上學,從幼兒園到大學,基本上國家“買單”等等。這一切難道無關“工人階級”的生活?

再次,前三十年固然是實行“低工資”,但那時的工人卻連作夢也不曾有過“下崗失業”。與此同時,還有“高就業”。毛主席在解放之初,盡管一窮二白,百廢待舉,卻連國民黨時期留下的全部“舊人員”都一概“包起來”。工人工資雖說較低,卻往往一家人都有班可上。此外,講到“低工資”,還不能無視低物價?!睹┪摹烦姓J那時“物價倒也不漲”,其實不止不漲,而且非常便宜。這種低物價,再加上高就業、高福利,一個工資收入四、五十元的工人,卻能養得活四、五口人,還不愁子女考上大學,讀不起書。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

至于《茅文》斷說什么:過去工人拿42·5元工資,“這還是多少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托人說情才能謀到的一份工作”,靠的“關系學”。請問茅軾,你又是托的什么“說情才能謀到一份工作”的?

其實,前三十年黨風、政風清正廉潔,已是舉世公認。“托人說情”之事不是沒有,但只是個別、少數,并未形成氣候。要說“關系學”風行,無孔不入,愈演愈烈,這還真改開以來的問題,栽不上前三十年。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茅于軾把“靠關系”說反了,顛倒了?;煜欠?,顛倒黑白,達到極致。

可見,茅于軾對前三十年工人的生活狀況,抓住2級工工資42.5元,“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真是形而上學猖獗。

列寧說得好:

【“如果從全部事實的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把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把握事實,而是片面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就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

《茅文》玩的就是“連兒戲也不如”的虛無主義“鬼把戲。

(三)話說前三十中國百姓生活,決不應當撇開基本的數量分析。

茅于軾號稱著名經濟學家,還榮膺過“2007品牌中國年度人物”,論及前三十年的中國百姓生活,理應盡量讓“數據說話”,而他卻執意撇開全國性的基本統計數據,信口開河。請看他對共和國前三十年中國老百姓的住房狀況是怎么說的吧。

《茅文》說:

【“然后談住房。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蓋得很少。因為政府奉行先生產后生活的方針。何況蓋房子又很花錢的。那時連吃飽都成問題,哪來錢蓋房!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中國的人口增加了的幾乎一倍,而房子蓋得極少,結果人的居住條件越來越差。結婚只能并鋪,根本沒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人住一間屋不是稀罕的事。……在辦公室里搭鋪,鋪上加鋪,充分利用空間。以天津為例,20世紀50年代人均住房面積為3·8平米,到72年降低到3平米。”】

這里,《茅文》顯然是按照“資本”的邏輯,既然毛澤東奉行先生產后生活的方針,蓋房子又很花錢,連吃飽都成問題,哪來的錢蓋房?于是就邏輯出前三十年“房子蓋得極少,結果人的居住條件越來越差”的結論。接著,還擺出天津從49年到72年,人均住房面積反而減少0.8平米的數據,作為實證。

然而,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邏輯”,卻是勞動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在一窮二白的基地上,國內財力有限,還有國外帝國主義嚴厲封鎖,卻是千方百計為廣大干部和勞動人民新建住房。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一清二楚。茅于軾擺出了天津的數據,卻為何要撇開前三十年全國建房的“大數據”?只能說是居心不良,甚至心里有鬼!

據國家統計局資料,

【前三十年新建職工住宅面積以萬平方米計:1950年為251;1953年為1342;1956年為2523;即使國民經濟最困難的1960年,新建職工住宅面積也達2978;1972年為2730;1979年為6256,是1949年的25倍?!?/blockquote>

再從各個時期職工住宅竣工面積來看,以萬平方米為單位,

【一五時期9450;二五時期11012;1963到1965時期,4271;三五時期5400;四五時期12573;五五時期23496,是一五時期的2.48倍?!?/blockquote>

這就表明,1979年全國新建住房面積達6256萬平方米,是1949年的25倍;五五期間職工住宅竣工面積,是一五時期的2.48倍。應當說,前三十年房子蓋得并不少,黨和政府是盡力了。

請問茅于軾:你為什么如此無視這些鐵的事實,不顧統計局全國新建住房“大數據”,信口開河,硬說前三十年“住房蓋得極少”,“人的居住條件越來越差”?

誠然,前三十年新建住房,同職工日益增長的需要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住房是偏緊,這也是事實。只是應當看到,國家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國職工隊伍迅速擴大。拿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增長來說,1949年是800萬,到1979年達到7693萬,增長近10倍,再加上,城鎮擴張較快,因之,職工住房不寬,或者偏緊,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還應當看到,那時新建住宅,都是免費分配給職工住的。這是中國幾千年從未有過的。從這一方面來說,比起如今頭頂住房“大山”的“房奴”,那一代職工夠幸運的了。再說,這些年2億農民工大軍的住房現狀,其實也并不美妙。

如果說,前三十年城市住房果真是“蓋得極少”,那么到79年全國7693萬職工究竟住在哪里?是不是都是“三代同房”?都在“辦公室鋪上搭鋪”?那又哪里來那么多辦公室“鋪上加鋪”?

我倒想問個清楚:你茅于軾結婚之時,究竟是怎么“并鋪”的?你在辦公室“鋪上加鋪”,又是睡的第幾層“加鋪”?

至于茅于軾擺出了天津人均住房面積數據,1972年比剛解放時還減少了0.8平米,這應是真的。只不過,茅于軾以此證明,毛主席只搞建設,不顧老百姓死活,“新建住房極少”,那就犯了形式邏輯“推不出”的錯誤。因為“人均住房面積”的減少,既同新建住房多少固然有關,更同城市人口增速相聯。天津人均住房面積減少,究竟是城市擴張、人口急劇增加的結果?還是“房子蓋得極少”所致?這就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再看肉食供應問題。茅于軾同樣隱瞞全國性的有關統計數據?!睹┪摹沸Q:北京市每人每月有半5斤肉,而“大部分中小城市根本沒有肉類供應。只有國慶、春節會有一點”。這里,茅于軾為了編織謊言欺騙年青人,同樣不敢直面全國有關數據。

其實,國家統計資料表明,全國生豬生產增長是可觀的。前三十年國家收購肥豬量,以萬頭為單位,

【1950年為81.5;1956年為7860;1965年為7859.5;1975年為10281。到1978年增至10849.1,為1950年的133倍?!?/blockquote>

茅于軾怎能說國家收購這么多生豬只供應北京“每人每月5斤肉”,全國“絕大多數中小城市根本沒有肉類供應”?

《茅文》論及“行”的問題,說什么

“青年人結婚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車、縫紉機。買這三大都要票。攆一年發的票也不夠買三大件,結婚時只好找親戚朋友湊。湊夠了票還要準備錢。”】

為此,在《茅文》中還配發一幅插畫:一個年青人買回一輛自行車,老老少少一群人圍著看稀奇。

拿自行車來說,前三十年我國自行車發展之快,產量之高,在世界上亦屬罕見。全國的自行車社會零售量:

【1949年為1.4萬輛;1957年為84.7萬輛;1965年達176.2萬輛;1978年增長到809.6萬輛,為49年的57倍?!?/blockquote>

此時全國人口是9億多人,買輛自行車,有什么新奇的可言?少數地方結婚要送自行車,買輛普通車,又何難之有?

其實,那時自行車在全國已是相當普及。工人上班,甚至農民出工,都騎自行車,街上滿街自行車流。外國人把中國稱之為“自行車王國”。這本是我國人民解放后生活提高在“行”方面的表現,卻成了茅于軾攻擊前三十年的靶炳,這對一個以右派自居的人來說,也是不難理解的。

茅于軾捉住這樣事情大做文章,未免太不道義。

(四)對比前后三十年不應當割斷歷史。

列寧說得好,“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是把問題提到當時的條件下。”對比前后三十年,應當“把問題提到當時的條件下”,應當回復各自的發展基礎,決不能無視各自客觀條件,決不應割斷歷史。前三十年是在49年那樣一個爛攤子上起步的,而后三十年,則是在前三十年艱辛地創建好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上發展的。它們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接。

就拿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來說。

《茅文》說:

【“再看看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日子。農民最大的苦惱是如何能夠吃飽。如何喂飽這幾億人,始終是人民政權的最大挑戰。統購統銷,以糧為綱,全民學大寨,口號一個接一個,政策加強又加強,可是糧食產量始終上不去。1956年時人均糧食量為310公斤,1960年災害時下降到210公斤,1978年恢復到320公斤—徘徊了22年。”“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產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糧食吃不完,連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幾千年以來任何時候更飽、更好。”】

這是《茅文》提供的唯一一個全國性數據,人均糧食1956到1979年“徘徊了22年”,完全屬實。他精心選出這一數據,是以此造成一種映象,似乎前三十年中國的“糧食總產”就沒增加多少,“徘徊了三十年”。茅于軾用心也太良苦,真是“虛無主義”專家、老手。

首先,《茅文》所謂“徘徊22年”,為何起點選在1956年,而不是1949年?這只是因為,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只有11318萬噸,人均糧食僅為208.9公斤,而到1956年,糧食總產增至62828萬噸,人均糧食突破306.9公斤。顯然,不合茅于軾“虛無”前三十年的需要。

其次,茅于軾所謂從1956到1978這個“人均糧食徘徊的22年”的過程中,我國糧食總產就從19275萬噸,增長到30475萬噸,增長58.1%。而從1949年到包產到戶前的1981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從11320萬噸,增長到32502萬噸,增長1.8倍,年均增長3·7%。這樣的增長速度,同世界各國相比,是比較快的,比之包產到戶后的三十年也不遜色。壓根兒不存在什么“徘徊”。

只是由于同期我國人口增長過快,才導致“人均糧食徘徊22年”。茅于軾執意隱瞞糧食總產增長的事實,究竟為什么,也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茅于軾用后三十年,徹底抹黑、否定前三十年,其實是犯了“吃了第十個燒餅飽了就后悔吃前九個”的錯誤。

這就不由得想起一則廣為流傳的神話:一個傻瓜進城,買燒餅充饑。吃完第一個,像似沒吃,再連吃幾個,還是不飽,直至吃完第10個,一下就“吃飽了”。傻瓜高興得大笑起來,卻突然后悔無及,連打自己幾個大耳光,嘟嚕自己“好傻!為何不曉得先吃這最后一個,只吃一個不就飽了呀!”

這顯然是不合于歷史的真實,也有違于歷史的辯證法。殊不知,包產到戶后中國老百姓解決了“吃飽肚子”問題,是立足于前三十年創建的農業及相關工業發展堅實基礎之上的,“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大家知道,增產糧食,一要土地,二靠水利,三靠科學育種,四還要有化肥。有收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八字憲法”,水字當頭。前三十年,我國數億農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靠著集體經濟的優勢,開展了持續數十年的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農用排灌動力,由建國初期的十二萬八千馬力,發展到七千八百多萬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還新打機井二百四十一萬眼,為干旱農田開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達到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這就為我國農業生產的持續和穩定發展,為老百姓“吃飯”問題的解決,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堅實基礎。

同樣,如果沒有前三十年創建的強大化肥工業基礎,沒有前三十年的農業科學研究投入,就沒有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等等農業科研成果,只憑“包產到戶”就能魔術般地“糧食吃不完,還出口”,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的問題。

事實勝于雄辯,國家統計數據表明,經過前30年,全國人均糧食,從1949年208.9公斤,到1979年的已達340.8公斤,據說還有糧食儲備達5000億斤之多,應當承認,這已是大體上,或基本上解決了全國人民“吃飯”問題。

茅于軾自以為聰明透頂,把前后三十年割裂開來,用后三十年徹底否定、“虛無”前三十年,其實,也就是這么一個吃燒餅的大傻瓜!

(五)醫療、教育是“老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應當三緘其口

《茅文》對比了過來中國老百姓衣食住行的一些方面,卻對教育和醫療,三緘其口,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眾所周知,前三十年里,毛主席和周總理不是在口頭而是真正地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那種帝國主義長期封鎖經濟,國家建設百廢待興的條件下,堅決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全國衛生重點放到農村;干部、職工實行公費醫療;工廠職工家屬“半公費醫療”;農村人民公社有衛生院,大隊有衛生室;全國“赤腳醫生”和衛生員500萬。當時中國用不到世界上1%的醫療資源解決了近四分之一人的基本醫療衛生保障,這是中國幾千年從未有過的創舉,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崇為世界的典范。

1978年世界衛生組織在阿拉木圖召開年會,目的就是推廣中國經驗。那次大會,國際社會高度認可中國建國之后的醫療體制建設,認為中國解決了很多國家面臨的醫療問題,走出了一條發展中國家的新路。

1993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投資于健康》,也高度贊揚中國前三十年的醫療保障,在世界上“一直是低收入國家的一個重要的例外”,這是“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

令人費解的是,近幾十年來,受新自由主義的思潮的影響,這種舉世無雙醫療保障體制,竟被顛覆性的醫療私有化市場化產業化改革掉了。

教育方面,也是這樣。這是茅于軾無法否定的事實,想“虛無”也虛無不了,只好避而不談。

(六)人均壽命的長短是老百姓生活狀況的集中表現

老百姓生活,從物質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狀況,衛生醫療狀況,到政治生活,民主自由權益,乃至獲得感、幸福感等等,歸根到底,表現為一個綜合指數,那便是人的幸福、健康、長壽。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它能以比舊社會更快地發展生產力,以滿足勞動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樣的結果,自然落腳到人民的幸福、健康、長壽。

1949年,中國人均壽命,確切的說法叫“人均預期壽命”,僅僅35歲。而當時世界人口平均壽命則是47歲,比中國人均壽命多達12歲。但經過毛澤東時代,到1978年中國人均壽命躍進到68歲??側丝谠黾恿?億多。此時世界人均壽命為60歲。中國人均壽命高出世界平均壽命7歲。韓國人均壽命65歲,澳大利亞這個發達國家人均壽命67歲。

這就表明,經過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均壽命由低于世界人口平均壽命12歲,提升到高于世界人均壽命8歲,一下子躍升到全球發達國家人均壽命之列,比韓國、澳大利亞還略高一點。

前三十年,中國人均壽命增長了33歲,增長之快,舉世罕見。中國前所未有,以后也難再有。這是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幸福生活的集中表現。茅于軾怎能誣謂前三十年中國“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改開40年來,中國人均壽命繼續增長。衛生部網站頒布了2003—2007年中國衛生發展簡報,我國居民人均壽命由2000年的71.4歲提高到73.0歲,比世界平均預期壽命65.4歲高7.6歲。2018年中國人均壽命達76.1歲。改革開放40年增長了8.1歲。

綜上所述,茅于軾打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旗號,完全無視客觀事實,主觀片面,隨心所欲,編織謠言,竭力歪曲、詆毀、抹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胡說“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此證實他常說的“前三十年,中國全面倒退”。茅于軾瘋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極端敵視社會主義事業是一貫的。他驕傲地自稱,自己是57年準確地打成的右派,確實是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改開后,又拿著美國中情局支持的“福特基金會”的錢,“投桃報李”,為美國說話,替美國辦事,極力使紅色中國改革顏色。他“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徹底“虛無”共和國前三十年,這就是他們的內在“邏輯”的必然了。

(2019-5-13)

【岳青山,察網專欄作家,湖南省委黨校教師?!?/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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