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鑒不遠,蘇聯忘卻列寧的叮囑而最終解體——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向基層全面延伸,基層黨組織建設取得了新成效,但仍舊存在文化蛻化導致理想信念不堅定,文化領導力下降導致城鄉、黨群橋梁斷裂等現實問題。從歷史上看,蘇共亡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缺失。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曾提出過一個重要論斷: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于農民群眾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還是讓新資產階級使農民和工人分裂。對此,在利用商品原則的同時,列寧十分重視基層黨組織的文化建設,提出了堅定理想信念、密切聯系群眾、努力提升知識等諸多理念和政策?;鶎狱h組織是和平建設時期同資產階級進行“文化競賽”的戰斗堡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理應繼承發揚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將我國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升至更高水平。

殷鑒不遠,蘇聯忘卻列寧的叮囑而最終解體——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曾對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提出過一些重要論斷,如通過提升城市工人階級和基層黨組織的文化以提升農民文化,通過城市黨支部支援農村黨支部以滿足農村農民的各種文化需求等。同時,列寧將無產階級政權、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尤其是在文化層面引導農民,視為影響社會主義政權能否存在、發展的重要因素。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反復強調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于農民群眾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還是讓‘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把他們和工人拆開,使他們和工人分裂”。其中的要害就是在“文化競賽”中戰勝資產階級,而不被資產階級和封建文化“領導”。應當說,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和商品原則的同時,列寧十分重視基層黨組織的文化建設,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建設,注重通過城市先進工人階級黨支部正面影響農村農民的文化。列寧的這一思想對我們在新時代加強黨的領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具有重要的鏡鑒意義。

一、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加強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的必然性

在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蘇共)發展史中,基層黨組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內戰勝利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戰斗堡壘,更是蘇共帶領蘇聯人民取得二戰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重要根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經歷了一戰和內戰的俄國,基層黨組織逐漸渙散,無法起到革命戰爭時期的戰斗堡壘作用,這對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俄國來說,無疑形成了重大的文化阻礙。

(一)社會主義政權可以獨立存在

在列寧的思想中,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與先進的西歐國家之間存在一種革命的“互動”。落后國家先行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并取得勝利,能夠震蕩先進國家,促使其爆發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進而在物質和階級基礎層面“反哺”落后國家。但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卻認為民主時代已經來臨,反而讓俄國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所謂的立憲民主政體,同時還反對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對此,列寧仍舊沒有放棄這一觀點,即“沒有國際上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但他又強調無法寄希望于西歐迅速爆發革命,“如果我們據此斷定歐洲在短期內會用扎實的無產階級革命來援助我們,那簡直是瘋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建設缺少技術、資金和人力等要素,戰爭帶來的創傷難以撫平。同時,亟須恢復經濟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無法消滅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的情況下,開始向蘇維埃政權拋出“橄欖枝”。這就使俄國可以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吸收其資金、技術、先進的管理方式與電氣化知識等。對此,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共和國能夠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生存下去,在得不到西歐發達國家革命支持下,也需要適應在小農群體占多數的國家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因此,黨和工人階級,尤其是基層黨組織就需要提升自身文化水平,既要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保持階級特性和社會主義特征,又能與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提升一般人文和科技知識水平。

(二)階級基礎衰退

連年戰爭使基層黨組織面臨“空轉”“蛻化”等危險,使俄國社會主義政權缺少“職業革命家”,難以將農民和廣大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基層黨員理論水平普遍降低,無法使馬克思主義實現大眾化。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俄國工人階級失去了階級生活的常態。戰爭對俄國的破壞是巨大的,例如物質損失,工業基礎被破壞,農業產量劇減,等等。同時,內戰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大眾用鮮血換來的,許多先進工人犧牲、基層黨組織瓦解。戰爭結束后,危機和工廠倒閉使不少工人跑到農村中,迫于生計或是成為小農,或是復員回鄉得不到勞動機會而成為盜匪。第二,使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化。列寧指出,“我國無產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喪失了階級特性”。在物質損失的背后,是無產階級和士兵等群體不斷小農化,無產階級在戰后由于失去了階級生活常態,頗顯軟弱、分散、無力。在這一情況下,本應是廣大民眾中先進群體的工人階級逐漸蛻化,社會主義政權的階級基礎隨之逐漸弱化。第三,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無法適應社會主義建設要求。列寧指出了造成這一現象的眾多原因。例如,由于忙于軍事任務,“許多工農沒有文化,不識字,更談不上較高的文化”。又如,“工人”往往不是工人,而是機會主義者,是“各式各樣的偶然碰上機會的人”。這不僅使工人階級成了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會使其他工人階級染上“小資產階級的渙散毛病”。重要的是,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初始時期發現,官僚主義等舊習氣已經開始侵蝕蘇維埃和黨。對此,他十分擔憂農民群眾不會和工人階級一道走,因為工人階級尚不會“做生意”,難以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文化上逐漸缺少吸引力,無法引導、教育廣大群眾;可能會腐化墮落,使廣大群眾遠離黨組織。

(三)需要引導教育廣大農民群眾

俄國是小農占多數的農業文明國家,列寧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看一下俄羅斯聯邦的地圖吧”“有一片片一望無際的空曠地帶,可以容下幾十個文明大國。然而主宰這一片片空曠地帶的卻是宗法制度、半野蠻狀態和十足的野蠻狀態”。這導致俄國農民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另一方面,列寧毫不諱言,新經濟政策就是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會造成“耐普曼”(小資產階級)出現,有可能導致封建主義思想、地主專制文化回潮,因而需要將資本主義手段約束在社會主義軌道上,如鞏固發展社會主義政權,提升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保證勞動群眾的利益等。

在俄國,農民尤其是小農階層與地主和小資產階級有著廣泛的親緣性。第一,在文化層面,由于人身依附關系形成的文化和缺乏一般文化知識,農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依賴“地主老爺”。同時,農民要求的自由貿易和商業經營,也更加貼近“耐普曼”(小資產階級)文化。第二,在經濟層面,農民容易跟隨能夠給他們帶來直接利益的階級,如地主和小資產階級懂得“做生意”、會“辦事”、會經營,能夠以小恩小惠欺騙農民。第三,在政治層面,小農往往具有愚鈍、無知、“奴才性”和自私自利等特征,這種“半貴族半辦農民的宗法情緒”和種種舊文化傳統,與封建文化中的“反智”、宗法和等級意識等密切相關。

列寧對此認識是清醒的,在階級基礎衰退和基層黨組織蛻化的背景下,俄國面臨對外與帝國主義打交道,對內引導教育團結廣大農民等重要任務,就更加需要進行“文化革命”,提升黨員和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在基層黨組織中進行文化建設,使之發揮類似革命戰爭年代的堡壘作用。

二、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以更為堅強的革命意志投入到建設、鞏固基層黨組織的工作中去,使之在和平建設的條件下恢復了革命年代的功能作用、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大體上看,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的內容主要體現在思想、理念和知識三個層面。

(一)堅定理想信念

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使廣大基層黨員干部堅持馬克思主義、擁護共產主義,忠于工人國家,且成長為正直的勞動者,使各個基層黨組織真正成為黨的細胞,起到引導、教育農村廣大民眾的任務。

第一,列寧十分看重基層黨員的政治素養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早在1919年8月,俄國就開始了征收黨員周的活動,列寧明確指出:“我們只是號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貧苦農民即勞動農民入黨,而不是號召投機農民入黨。”目的不是為了給這些人利益,而是從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工作。這樣,“入黨的將都是一些真心擁護共產主義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國家的人,正直的勞動者,在資本主義下受過壓迫的群眾的真正代表”。內戰結束后,列寧仍嚴格要求黨員的基本政治素質,“如果不提出非常嚴格的條件來確定什么人能算是大工業的工人,那么,馬上又會有一大批烏七八糟的人來鉆這個空子”。同時,列寧十分注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作用。在列寧的思考中,將農民和廣大群眾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上,需要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作用,需要理論水平高且與實踐相結合的各“職業革命家”發揮直接作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單是在書齋里做學問,也不是知識分子用晦澀的話語研究所謂高深的學理問題,而是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引導、教育群眾,使之與自身利益相結合,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作用。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民眾也得以逐漸認同黨和馬克思主義,以主人翁精神參與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

第二,列寧十分重視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尤其是基層黨支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重要作用。在與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時,列寧明確指出國家政權掌握在誰手中,以及能否真正維護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手里擁有大批工廠、鐵路,我們又有居領導地位的黨(在基層有共產黨支部,在上層有共產黨員),還不能捍衛自己的利益,那就應當去自殺。”在農村中,列寧更加強調,黨支部的首要職責就是堅持黨對農村的領導權,“農村勞動群眾只有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結成聯盟……此外別無出路”。

第三,城市黨支部應主動幫助農村黨支部,農村黨支部應主動接近城市無產階級。由于城市黨員干部政治立場堅定、思想覺悟相對較高,所以列寧提出:“通過經常把覺悟工人派往鄉村擔任各項職務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

對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的專政。”列寧認為,城市工人應組成旨在幫助農村發展文化為宗旨的團體,“使城市工人真正成為在農村無產階級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與資本主義的城市文化影響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城市的工人和社會主義文化應當主導農民文化,將農民階級團結起來?!抖韲伯a黨(布)綱領》明確指出:

【“俄共在全部農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農村無產者階層和半無產者階層,首先把他們組織成為獨立的力量,建立農村黨支部、貧苦農民組織、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特種工會等等,盡量使他們接近城市無產階級,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響。”】

第四,建立糾錯機制,防止基層黨組織渙散蛻化。基層黨組織并非不會犯錯,但列寧明確指出,對于這種錯誤,“不應當用‘自由’(給資產階級的)來醫治,而應當用無產階級的和黨的辦法來醫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列寧一直在探索通過各種方法檢查基層黨組織工作,如派駐巡視機構,從上層機構往基層派駐干部,通過群眾監督,等等。如果城市工人階級和基層黨組織蛻化,那么黨就會失去階級基礎,失去機體的細胞,也就無法引導、教育農民,最終會使社會主義事業歸于失敗。

(二)密切聯系群眾

列寧關于提升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的理念突出體現在三方面,主要目的是使基層黨組織成為黨和群眾之間的橋梁。

第一,列寧十分重視基層黨組織的先鋒引領作用,這尤其體現為“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開展。為了戰勝白匪,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13名共產黨員和另外2名工人義務勞動10小時,修復了3臺機車,這一事例產生了巨大影響,為廣大黨員和民眾提供了精神力量。1921年,“星期六義務勞動”成為一項制度和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宣傳形式之一,不僅創造了更多的物質財富,更創造了豐厚的精神財富。列寧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為“偉大的創舉”。廣大基層黨員在“星期六義務勞動”中起到組織者和帶頭人的作用。在工農業生產中,黨支部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逐漸成為社會的精神象征,這直接彰顯了勞動的偉大,更發揮了民眾的首創精神,凸顯了基層黨組織將民眾團結在其周圍從而煥發出巨大力量的積極意義。

第二,列寧十分注重群眾監督,力圖使黨組織擺脫官僚主義的困擾。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非常重視和強調深入基層的重要性,反對“浮在上面”,整天忙于開會。同時,列寧還認為,要擺脫官僚主義的影響,就應當通過基層黨組織加強同非黨人員的聯系,吸收群眾同官僚主義作斗爭。對此,他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如防止黨組織“老化”,“我們的任務就在于千方百計地加強共產黨員同正直的非黨人員的聯系。這是使我們有時顯得暮氣沉沉的黨支部能活躍起來的唯一方法”;防止黨組織蛻化,“如果我們要同官僚主義作斗爭,那我們就應當吸收基層群眾來做這項工作”;防止黨組織固化,“忠誠老實的新工作人員是有的,在非黨人員中就有很多”,能“幫助我們消除黨支部脫離群眾這一類弊病”;等等。

第三,列寧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使黨的各項政策主張能夠符合民眾利益,不斷激發民眾的首創精神。對此,他提出:“我們現在要集中黨的全部力量把黨組織得更好,改進黨的工作的質量和內容,同群眾建立更密切的聯系,為工人階級制定出愈來愈正確、愈來愈切合實際的策略和戰略。”針對改進實際工作,地方黨組織提出了各領域、各組織的條例,列寧認為,這些條例必須有助于發揚而不是限制“地方”特別是基層組織的獨創精神。

(三)不斷豐富知識

要鞏固社會主義政權,還需要基層黨組織提升技術和知識水平,起到示范、引領和教育作用。唯有如此,才能較快提升城市工人階級和基層黨組織的先進性,使無產階級政黨在與資產階級的“文化競賽”中獲勝,在經濟基礎上將農民和“耐普曼”剝離開來,使農民團結在城市工人階級和基層黨組織周圍。對此,列寧提出了許多辦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注重教育工作,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先鋒作用。列寧提出,要在一些特殊的工廠、地區或基層單位等,把掌握了國外工業經驗的工人組織起來。依靠他們來訓練落后工人,普及職業技術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1922年3月,俄共(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指示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在一年內使農村黨員至少修完農業和農業合作社短期訓練班的課程。同時,還應當組織城市中各種專業人才,向農民傳播科技、管理和基礎農業知識,如列寧提倡組織城市中的工程師、農藝師等為農民舉辦演講等。

第二,不斷檢查工作,提升基層黨組織工作質量,豐富基層黨組織工作的知識內容。對此,列寧提出每個地方、黨支部、蘇維埃機關,都要按照統一計劃系統地進行工作,以便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檢查“我們前進了多少,我們是怎樣前進的,而不是自己欺騙自己,掩蓋我們面臨的困難?,F在擺在全國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堅決實現這項統一的經濟計劃。共產黨應該根據這項任務來安排全部宣傳鼓動工作和黨的工作”。

第三,參與基層工作,筑牢基層黨組織根基。列寧明確提出,在莫斯科工作的黨員和許多黨的領導干部,“每人都要做當地基層的經濟工作,為此他應參加某個工廠委員會,或住宅委員會,或街道委員會,——總之是參加不高于上述級別的組織(以便從基層工作做起),并保證每天用于這方面工作的時間不少于兩小時”。這既豐富了領導干部的基層經驗,也能使基層進一步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決策,強固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組織性。

三、當前我國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截至2018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突破9000萬人,黨的基層組織達到461萬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全面從嚴治黨有了許多新的更高要求。但是,我國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

(一)文化蛻化

第一,忽視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容易使廣大共產黨員理想信念動搖乃至喪失。對此,習近平反復強調,堅定理想信念,才不會患上軟骨病,不會在精神上“缺鈣”。缺乏文化,容易“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在黨員干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一些黨員干部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找尋”封建文化,“問計鬼神”,甚至蛻變為“小農”;或者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為信念導向,出現了列寧擔憂的被資本主義文化“領導”、跟著資本主義文化跑的現象。有些黨員干部進而對社會主義事業產生懷疑,甚至喪失信心,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

第二,失去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共產黨員就容易被官僚主義左右,容易受資本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文化侵蝕,主動放棄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認為,組織問題和政治分開是不行的,政治是集中了的經濟,行政手段需要和政治結合。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黨容易受到列寧當年所分析的資本主義和“耐普曼”文化的侵蝕,黨的十九大報告就鮮明指出,應“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另一方面,文化的相對落后容易滋生列寧所說的“奧勃洛摩夫”式的官僚主義,表現為黨員干部脫離群眾,醉心于以行政手段展現自身“權力”,缺乏管理、領導水平,熱衷于“政治喧囂”。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等,正充分體現了對文化水平降低的擔憂。

對于基層黨組織出現的文化問題,習近平指出,有的干部“雁過拔毛,挖空心思虛報冒領、克扣甚至侵占惠農專項資金、扶貧資金”;有的干部“在救濟、補助上搞優親厚友、吃拿卡要”;有的干部“高高在上,漠視群眾疾苦,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有的干部“執法不公,甚至成為家族勢力、黑惡勢力的代言人,橫行鄉里、欺壓百姓”。這些分析一針見血、鞭辟入里,值得廣大黨員干部深思。

(二)文化領導力下降

忽視文化建設,容易導致基層黨組織文化領導力下降,使基層尤其是農村出現社會主義文化的空心化現象。列寧曾不無擔心地指出,“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有可能把他們(農民)和工人拆開,使工人和農民分裂,這決定了共和國的命運。

我們不能忘記列寧的這一擔憂。工人階級政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與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文化競賽”,從而提升農民文化水平,領導廣大農民。但在共產黨人文化水平降低的情況下,不僅基層黨組織弱化,無法影響農村和農民,反而使“小農意識”領導黨員干部,而且在商品交換原則在城市和農村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情況下,容易形成“小資產階級文化”——一種簡單的唯利是圖而不顧他人和社會,無視規矩、法律和制度的文化——地位逐漸提升的局面。如果在城市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文化占主導,那么本應對農民和農村起主導作用的城市工人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地位就會降低,使資本主義文化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和居村農民產生壞影響,部分農民工返鄉后又將這一文化帶入農村,使之與農村尚存在或“復辟”的舊文化相結合,加之“資本下鄉和富人治村”現象的存在,就容易形成特殊的資本等級和宗法文化。

蘇聯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缺失,殷鑒不遠?;鶎狱h組織文化降低,甚至“蛻化”“變質”,就容易出現列寧擔憂的問題,在人口中占多數的農民不跟著社會主義政權走,而跟著“耐普曼”和資產階級走,甚至有可能出現共產黨人不僅無法提升農民文化水平,反而跟著“小農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走的情況。

四、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的當代啟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向基層全面延伸,我國基層黨組織建設取得了新成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把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

對此,我們應繼承發揚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在新時代將我國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升至更高水平。

第一,提升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政治文化水平,筑牢共產主義信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需要強調黨的政治建設,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就曾提出,和平建設時期與革命時期不一樣,“因為我們不能隨時看清楚,反對我們的敵人在什么地方,誰是我們的朋友”,從經濟形式和社會結構形式發展角度來看,這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爭”。因此,在提升哲學社會科學、科學技術知識和行政管理水平的基礎上,共產黨人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和理論水平就極為重要。

對此,習近平明確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會不斷受到舊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侵蝕,出現“關系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落后的政治文化。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切實做好思想理論準備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要求黨員干部嚴格遵守政治紀律、政治規律,抓好思想教育這個根本,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一關鍵問題,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共產黨員應時刻堅持和發展先進文化:“忠誠老實、光明坦蕩、公道正派、實事求是、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等價值觀,“堅守真理、堅守正道、堅守原則、堅守規矩”“明大德、嚴公德、守私德”,從而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第二,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不得不承認,市場經濟是小資產階級、新的“耐普曼”和私人資本主義等的天然土壤,容易形成以“資本—貨幣”為形式的主導文化。以文藝作品為例,近年來宣揚所謂中產階級“小資”夢想的作品數量漸升,而反映工人農民形象的作品和題材不夠豐富,也難以深入人心;以社會價值觀為例,消費主義和“一切向錢看”等文化觀念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明確指出全黨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社會主義文化不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被“虛化”和“污名化”,而應像列寧強調的一樣,在同私人資本主義的“文化競賽”和“文化斗爭”中獲勝,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黨的十九大提出,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社會民眾,尤其是城市文化中的價值引領。在思想道德層面,尤其要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形成正確的歷史、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觀念;在個體層面需要強化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等向上向善的文化觀念;在文藝作品層面,支持能夠反映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群眾,且符合時代的文藝創造,弘揚愛國主義、謳歌革命英雄的好作品。

第三,通過反腐敗、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加強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通過先進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文化引領,在城鄉互通互動中提升農民文化水平,改善農村文化風貌,推進農村文化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反復強調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只有如此,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共產黨人才能完成列寧當年提出的重要任務。因此,我們應不斷發揮城市和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在文化層面的整合、凝聚、引領作用,始終保持先進性,在科學人文和思想政治文化層面不斷引導、提升農民文化。使廣大基層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在城市中成為工人階級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引領者和塑造者,使農民不再追尋宗族勢力、宗教信仰,不再信奉“金錢文化”;防止小資產階級文化與宗法文化相結合的情況出現;防止農村社會主義文化“空心化”現象出現,不斷樹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引領作用;提升和保持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文化先進性作用;在農民文化現代化基礎上,實現農村治理、民生、生態等多領域多層面的發展,不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夯實基礎。

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水平必然會不斷鞏固、提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核心價值觀能夠起到引領作用,從而深刻影響、提升農民農村文化,將廣大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最終走出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而為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獨立發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現實實踐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

【來慶立,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9期,原標題為《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基層黨組織文化建設思想及其現實意義》,授權察網發布?!?/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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