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華商報》為了擴大毛澤東著作的發行和影響,在香港的報刊上刊發了新書廣告,還散發了銷售資料,并在部分《毛澤東選集》單行本的封尾刊登了這套“毛選”的新書廣告。1948年1月出版的《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的書后,都在刊登11篇毛澤東著作單行本書目之下印有這樣一段廣告詞:“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太陽,東方殖民地解放的導師。他之所以能在革命事業上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他生長在人民中間,盡忠于人民解放斗爭的事業。在斗爭的進程中,他集結了人民的智慧,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政策;這些都是根據每個現實階段所必須的寶貴指示。不是高調,也不是‘法律’,而是切合時弊的針砭,中國革命的燈塔?!?

【本文為作者張其武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1947年至1949年,香港《華商報》所屬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毛澤東選集》,以單行本的形式發行了17種,別具特色,發行量和影響都比較大。但在今天,已很少人知道這套《毛澤東選集》。筆者收藏有這套《毛澤東選集》的部分版本?,F將其有關情況,做簡要介紹,以便拋磚引玉。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中共創辦香港《華商報》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曾經不斷發展和成熟。但是,在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對我黨的新聞進行全面審查、封鎖和查封,破壞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隨著北平、天津、上海和沿海大城市相繼被日本攻陷,這些地方的新聞機構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這種背景下,中共急需創建具有全國性甚至是國際性的新聞宣傳陣地。

在這種情況下,長期被英帝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反倒成了我黨對外交流、溝通和宣傳的重要途徑。1941年2月,廖承志向當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現到港文化人相當多,我們決定在港辦一報紙……以救國會之姿態出現,但不太露鋒芒,不過我黨重要文件應發表。我想在《新華日報》受壓迫,而港其他報受國民黨收買的情況下,為沖破他們的封鎖辦這個報,就是其生命只有幾個月也是有意義的。”黨中央研究決定,同意廖承志的這一提議。周恩來指示中共南方局:這張報紙不用共產黨出面辦,不要辦得太紅,要灰一點,但必須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在廖承志的倡議并主持下,由鄒韜奮、茅盾、范長江、夏衍、喬冠華、金仲華、胡仲持7人一起謀劃,于1941年4月8日共同創辦了香港《華商報》。

《華商報》報名的由來基于以下理由:一是當時申請注冊該報的法人鄧文田,他的身份是個商人;二是這個報名便于博得工商界的支持;三是“華商報”體現出華僑商人自己辦的報,便于增進華人華僑、無黨派人士、普通民眾以及廣大愛好和平者對報紙的感情;四是可以寄到東南亞華人聚集的地方,從而擴大報紙的影響力。同時,還收集了海外華僑崇敬的孫中山先生寫的“華”、“商”、“報”三個字的墨跡,拼起來做了報頭,國民黨右派也無借口反對?!度A商報》創刊后,鄒韜奮聯合救國會留駐香港的代表和文化界名流,撰文在《華商報》上批判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傾向和積極反共政策,反對投降、分裂和倒退行為,大力宣傳抗戰英雄事跡,討伐法西斯,支援蘇聯衛國戰爭,推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立。同時,還為抗戰募捐。這些體現了《華商報》為了宣傳抗戰,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抗戰服務,為黨的軍事斗爭服務的辦報目的。

由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12日日軍占領了九龍,香港淪陷。同日《華商報》發表了最后一篇社論《團結動員抗拒日寇》,而后主動???。

抗戰勝利后,1946年1月4日,在廖承志的領導下,《華商報》在香港復刊。廖承志邀請范長江任社長,張友漁為總主筆,廖沫沙為編輯部主任,陸浮、張惠通分別擔任采訪部、營業部主任,并確定夏衍負責文藝版,鄒韜奮執筆寫社論,可謂報社人才濟濟。復刊后的《華商報》社附設有兩個直屬單位:一是“有利印務公司”,一個是“新民主出版社”。

新民主出版社是在英國殖民統治者標榜民主和出版自由的情況下,共產黨在香港設立的公開宣傳出版機構。新民主出版社以“供應優良讀物,忠誠服務讀者,出版進步書刊,促進民主文化”為宗旨,從事進步圖書的編輯、出版和發行業務。自1946年3月開業起,到1950年5月停業止,在4年多的時間里,除印刷出版本社編輯的書刊外,還翻印大陸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出版的一些革命書籍,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文件,先后共出版發行圖書224種,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這套17種以單行本發行的《毛澤東選集》。

獨具特色“毛選”單行本

香港《華商報》的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這套《毛澤東選集》,是在出版社總編輯廖沫沙領導下,由經理吳仲負責策劃編輯的。這套“毛選”的鮮明特色和風格,在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屬于一種特殊的版本。編者將毛澤東的一篇文章出一本書,以分冊形式單獨印行,均為32開本,其封面設計每冊都在上端印有從右至左橫排的“毛澤東選集”字樣,其下是豎排的毛澤東單篇著作的書名,正中間套印有五角星,四周環繞有豐收的玉米圖案。書的封面用紙分別采用紅、黃、橙、綠、藍等不同顏色,嚴謹大方而又變化醒目,給人以美感,印象深刻。70多年后的今天,人們看到這套“毛選”,仍賞心悅目,愛不釋手。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這套《毛澤東選集》所選的17篇毛澤東著作,其目錄分別是:《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文藝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生產組織與農村調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農村調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將革命進行到底》、《論人民民主專政》。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這種以單行本印刷的《毛澤東選集》,不僅有別具一格的特點,而且還有很多自身的優勢:一是能及時配合黨的中心任務,出版的著作可密切配合時局變化,讀者通過閱讀這種“毛選”可以及時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二是投入資金少,出版周期短,適應市場需求快;三是單行本每冊頁數較少,便于流通和保存,也便于將這套“毛選”郵寄到大陸并遠銷東南亞各國;四是每種著作出版后,根據市場需求,便于及時再版發行,如筆者收藏的《論聯合政府》,1949年3月已經發行了5版。全套“毛選”共17種,發行總量約25萬冊,但也有人說每種發行都在10萬冊左右,總之,香港《華商報》下屬的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務公司,利用香港這塊所謂“出版自由”的地方,發行了大量的毛澤東著作和革命書籍。這套《毛澤東選集》盡管當時發行量較大,但在70多年后的今天,已經是很難見到的珍本,藏書家也非常鐘愛這套“毛選”,能收藏到其中的一兩本,常引以為豪。筆者也只收藏到8種10多本(見圖)。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筆者收藏的這套《毛澤東選集》中,有一本《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是新民主出版社的“樣本”書,在其封面上蓋有“新民主出版社樣本”的印章,在其版權頁上的“再版”也有校對者更正其為“初版”的筆跡,從其出版的時間(1947年8月)看,該書為“初版”是無疑的。書的封底蓋有“廣州新華書店資料”的印章。這種“樣本”“資料”書,更為珍貴和難得。這是筆者在20多年前逛舊書攤時的意外收獲。

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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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武: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毛選”新書廣告更可貴

《華商報》為了擴大毛澤東著作的發行和影響,在香港的報刊上刊發了新書廣告,還散發了銷售資料,并在部分《毛澤東選集》單行本的封尾刊登了這套“毛選”的新書廣告。1948年1月出版的《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的書后,都在刊登11篇毛澤東著作單行本書目之下印有這樣一段廣告詞:“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太陽,東方殖民地解放的導師。他之所以能在革命事業上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他生長在人民中間,盡忠于人民解放斗爭的事業。在斗爭的進程中,他集結了人民的智慧,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政策;這些都是根據每個現實階段所必須的寶貴指示。不是高調,也不是‘法律’,而是切合時弊的針砭,中國革命的燈塔。”

這則廣告詞,言簡意賅,激情洋溢,比喻得當,對毛澤東的杰出才能、重大功績和歷史地位做出了鮮明的表述和中肯評價。讀后令人難忘,特別是身處殖民地的香港人民更盼求解放,渴望能早日讀到毛澤東的著作。今天重讀這則廣告詞,仍能產生共鳴,并且意味深長。對毛澤東的敬仰和崇拜,不是在新中國成立后,而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不是在解放區,也不是在新中國的大陸,而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不是被解放的勞苦大眾,也不是一般的黨員干部,而是舊中國的社會名流和文化名人。這則廣告詞,是對反毛辱毛者說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的一個有力回擊。

香港出版的這套《毛澤東選集》,通過廣州和其他途徑向國民黨統治地區輸送,突破了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及時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通過郵寄和捎帶到東南亞等地,在海外宣傳和擴大了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因此,很多海外華僑紛紛回大陸投身革命和建設事業。由此可見,這套“毛選”在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張其武,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紅色收藏家,現任國家移民管理局駐三江縣扶貧顧問,原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銜。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縣人,中共黨員,在職碩士研究生,曾參加過1979年2月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任排長,帶領全排出色完成作戰任務,榮立集體三等功;參加香港回歸安保工作,榮立個人三等功;參加汶川抗震救災,榮立個人三等功,并獲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災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曾任社會兼職:中國毛澤東軍事思想學會會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管理學會統籌研究會理事,中國收藏學術研究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會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級研究員,原武警學院(現警察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原公安邊防部隊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原《中國邊防警察》雜志編委、副總編輯、編委會主任,《人民日報》特邀記者等,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人民公安報》,《半月談》、《解放軍政治工作》、《政治指導員》、《中國邊防警察》、《黨風》、《作品》、《收藏》等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編著政治教材、理論研究、文學作品等書籍十多本,多次參加全國、全軍學術研討會,在省、市和全國多次獲獎?!?/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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