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向英: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記憶與真實——從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說起

斯大林是蘇聯史和國際共運史上的關鍵人物。然而,斯大林被“污名化”由來已久。通過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戰爭的發起者、斯大林與希特勒的關系等長期敏感和爭議問題進行探究和辨析,還原歷史真相,證明西方對斯大林的抹黑要么是無中生有,要么是割裂了歷史事件間的聯系。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史的研究范式發生變化,從民族—國家史到跨國史再到全球史,以民族國家為主線書寫歷史的狀況被徹底改變。由于“不同的國家對其歷史,往往有相互沖突的記憶版本”,歷史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便有了罅隙。應建立“共同歷史準則”,并在相互聯系的史實中不斷挖掘歷史真相,基于史實評價人物的功過是非。

??歐陽向英: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記憶與真實——從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說起

斯大林是蘇聯史和國際共運史上的關鍵人物。近年來,無論在俄羅斯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對斯大林的評價迥異,甚至不乏針鋒相對的情況。這不僅反映出俄羅斯國內思潮和國際環境的演變,也涉及他國對蘇聯的集體記憶和是非判斷的變化,關系到人們對社會主義模式的認識和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心。隨著2020年5月9日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75周年紀念日的即將到來,歐洲議會對斯大林和蘇聯口誅筆伐,普京回擊,第三方隨之再回應,從而引發一連串話題,這些話題圍繞蘇聯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展開。波蘭、俄羅斯、美國和德國等多國外交人員唇槍舌劍,相互指責。這種現象值得深思,也需要予以客觀評析。

一、斯大林被“污名化”由來已久

在西方的很多文獻中,斯大林是“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如今他又被貼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起者”“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等新標簽。2019年9月19日,歐洲議會通過《歐洲銘記歷史對歐洲未來的重要性》的決議。決議提出,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又稱《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及其秘密協議,導致波蘭失去獨立;蘇聯于1939年11月30日對芬蘭發動了侵略戰爭,并于1940年6月占領了羅馬尼亞的部分地區,吞并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失去自由、主權、尊嚴和人權,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遭到破壞。歐洲議會認為,“盡管在紐倫堡審判中對納粹政權的罪行進行了評估和處罰,但仍然迫切需要提高對斯大林主義和其他獨裁政權的認識,并對其進行道德評估和法律調查”,這“對于歐洲及其人民的團結以及增強歐洲對當前至關重要的外部威脅的抵御能力”有重要意義。[1]

此前,歐洲議會已通過一系列批判“極權主義政權”的決議,這些決議包括2005年5月12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周年的決議、2006年1月26日關于必須對“共產獨裁政權罪行”進行國際譴責的第1481號決議、2008年11月28日通過刑法手段打擊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之表達的決議、2009年4月2日關于歐洲意識和極權主義的決議、2010年12月22日關于歐洲“極權政權”所犯罪行的報告、2011年8月23日華沙宣言、2018年8月23日紀念“共產主義受難者”宣言等等。這些決議和宣言宣稱強調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權(包括少數族群的權利)是歐洲的共同價值觀;認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兩個“極權主義政權”聯結在一起密謀征服世界,從而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聲稱俄羅斯仍然是“共產極權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只要政府、政治精英和政治宣傳繼續“美化蘇聯的極權主義政權”,俄羅斯就無法成為民主國家;指責現任俄羅斯領導人企圖歪曲歷史事實,粉飾蘇聯政權所犯下的罪行,這是旨在分裂歐洲的信息戰的危險組成部分,呼吁歐盟委員會果斷地反對這些做法;等等。

聯系多年來不絕于耳的反蘇聯反斯大林論調,就知道歐洲議會的這些言論并非偶然。其實,物必自腐而后蟲生。1956年2月24日,赫魯曉夫在《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中指責斯大林濫用權力,走上大鎮壓和大清洗的道路,開啟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先河。在戈爾巴喬夫號召“重評歷史”后,1989年8月18日時任蘇共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的雅科夫列夫公開宣布蘇德條約關于波蘭的秘密協定是一個錯誤,導致幾天后在波羅的海三國出現抗議蘇德條約簽訂的大規模群眾集會,為蘇聯解體埋下禍根。還有一些人選擇性地曝光斯大林時期所謂的“歷史檔案”,歪曲和捏造事實,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制度做準備。如曾為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工作的維克多·蘇沃洛夫,他在1978年叛逃至英國,先后出版了十多本關于蘇德戰爭和蘇聯軍隊的書,引起國際史學界,特別是俄羅斯、德國和以色列史學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蘇沃洛夫的核心觀點是:斯大林是希特勒世界大戰計劃的積極支持者,同時也是一個陰謀策劃者。斯大林知道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會導致英法對德宣戰,以此成功地把希特勒拖進了戰爭,自己坐收漁利。如此荒誕不經的觀點卻在國際上博得眾多人的擁護和贊成,如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就是他的擁躉,俄國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梅利久霍夫和美國作家埃里克·馬戈利斯等人也贊同他的部分觀點。馬戈利斯借用蘇沃洛夫的話,說在1941年的春天,斯大林派出了170個團,24000輛坦克以及數千架飛機,以令人咂舌的速度奇襲西歐,背后囤積著如山的軍火以及來自遠東和亞洲的大量預備役士兵。第一個目標就是羅馬尼亞的普洛耶什蒂,這是德軍唯一的石油來源所在地,同時也是意大利唯一的石油來源。拿下普洛耶什蒂,就可以敲掉這兩大軸心。蘇聯紅軍和空軍以具侵略性的隊形布置在新的德蘇邊境上,但是先動手的卻是希特勒。在知道了蘇聯的威脅后,希特勒秘密集結了他的部隊,在1941年6月22日發起了攻擊。蘇聯地面部隊被迅速包圍,被切斷并被大量殲滅。如果希特勒沒有在1941年先發起攻擊,那么斯大林的3000萬部隊,在背后龐大的工業支持下,將在1941年閃電般攻下歐洲。所以,真正的結論是:希特勒從斯大林手中拯救了歐洲;1991年蘇聯不可避免地崩塌,這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終結。[2] 梅利久霍夫也認為,1941年6月蘇德交戰時雙方力量對比,除蘇軍人員少于德軍人員約1/3之外,在駐師總數、火炮數量、坦克(包括突擊炮)和飛機數量等其他方面蘇軍均遠優于德軍。只是梅利久霍夫不同意蘇沃洛夫關于巴巴羅薩計劃德軍先發制人的觀點,認為雙方都在做軍事準備,都可能發動攻擊,蘇聯不只是在回應德國的軍隊部署。[3] 支持蘇軍準備先發動攻擊的證據還有格奧爾吉·朱可夫的先發動攻擊的計劃藍圖,此藍圖被亞歷山大·華西列夫斯基和尼古拉·瓦圖京批準,計劃以訓練為借口,在邊界大量部署軍隊,隨時切斷德國與羅馬尼亞的石油聯結。上述說法大多是顛覆性的,目的是想證明希特勒不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名義上的發動者,斯大林才是實際上的策劃者,他應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負主要責任。同樣荒謬的說法還有:斯大林不會打仗,多虧了朱可夫才取得了勝利;斯大林曾經想向希特勒投降,并通過保加利亞大使向德軍乞和;斯大林與希特勒惺惺相惜,所以救了希特勒一命;等等。這一切都打著“歷史檔案”揭秘的旗號,認為斯大林不僅沒有領導蘇聯紅軍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歷史功績,反而成為歷史罪人。由于蘇沃洛夫和馬戈利斯等人并非嚴肅的歷史學家,其著作具有“小說”色彩,雖有轟動效應卻不足為憑,但這股抹黑斯大林的國際思潮與俄羅斯國內“非斯大林化”思潮相呼應,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其影響具有破壞性。

二、還原歷史真相道阻且長

當我們致力于還原歷史真相時,與我們觀點相悖的人可能以為他們才是在還原歷史真相。究竟哪個是歷史的真實,如何判定真實,這是歷史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然而,上述“污名炮制者”的言論上升不到哲學的高度,因為它們多數由“腦補”產生,既非親歷,也無檔案材料支撐,與真實相距遙遠。此外,還有歷史觀的問題。是孤立靜止地看待某一事件,還是全面辯證地分析某一事物?即使面對同一史實,兩者的結論也會相差甚遠。

1.如何認識《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納粹德國在莫斯科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秘密協議。內容主要有:締約雙方保證不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相互使用武力、侵犯或攻擊行為;締約一方如與第三國交戰,另一締約國不得給予第三國任何支持;締約雙方決不參加任何直接、間接反對另一締約國的任何國家集團;雙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締約國間的一切爭端;雙方以立陶宛北部邊界、波蘭那累夫河、維斯瓦河和散河為分界線,德國默認蘇聯在比薩拉比亞的利益。條約約定10年期限,但實際因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而廢止。

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背景是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蘇聯的矛盾激化。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后,其吞并歐洲的野心已昭然若揭。英、法對德國實行綏靖政策,想禍水東引,使德國攻打東歐和蘇聯。蘇聯面臨英法和德國的雙重威脅,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在英法、德國與蘇聯的三方博弈中取得先機,自然是蘇聯考慮的重點。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協定》的簽訂標志著英、法綏靖政策達到頂峰。斯大林為了保護蘇聯的利益,決定與德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關系,同時加緊備戰,以應對納粹德國在日后可能采取的軍事行動。希特勒為了執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閃擊波蘭的“白色方案”,避免兩線作戰,也愿意與蘇聯簽訂非戰條約。1939年5月,日本在遠東地區挑起“諾門坎事件”,向蘇聯發動進攻。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為避免出現德、日結成軍事同盟后自己腹背受敵的危險,同意與德國簽約談判。只有還原整個歷史過程,才能認清《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性質,即它是國際力量博弈的階段性產物,并不反映蘇聯和德國結成同盟關系,更不意味著蘇聯借此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后果之一是波蘭被瓜分。然而,當時的波蘭并不是無辜羔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被迫割讓大片土地,但澤劃歸波蘭,通往波羅的海的“波蘭走廊”將東普魯士隔成了遠離德國本土的飛地,德國人一直對此耿耿于懷。1938年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波蘭也出兵占領了捷克部分領土,招致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而波蘭與俄國(蘇聯)的關系就更加錯綜復雜。兩國的恩怨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但即使不去細說,仍然可以從幾個大的節點判斷。1610年6月,波蘭打進莫斯科,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真正占領過莫斯科并俘獲其沙皇的國家;200年后,俄羅斯帝國擊敗了拿破侖帝國,波蘭成為俄國的一個自治王國,此后又被降級為維斯瓦河總督區;1918年8月29日,蘇維埃俄國政府頒布法令,宣布廢除俄羅斯帝國與普、奧簽訂的一切瓜分波蘭的條約,承認波蘭人民享有“獨立和統一的不可否認的權利”,波蘭在被滅亡123年后光榮復國;由于畢蘇斯基領導的波蘭政府力圖恢復1772年的俄波邊界線,新成立的波蘭共和國發動了對蘇維埃俄國的戰爭,并最終打敗蘇俄,于1921年3月18日與蘇俄在里加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即《里加條約》,獲得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領土,而蘇俄在這場戰爭中喪失了大片領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參與瓜分波蘭埋下了伏筆。我們當然不能據此說蘇聯瓜分波蘭是正義的,但當時的國際關系就是如此,弱肉強食是普遍現象。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聯合國(包括海牙國際法院)等國際組織,以建立國際秩序和進行國際仲裁的重要原因。

2.是蘇聯還是德國先發打擊?

維克多·蘇沃洛夫等人認為,蘇聯紅軍在1941年6月遭到災難性打擊,并不能證明斯大林努力維持和平,而是紅軍的部署著眼于進攻而不是防御,證據就是朱可夫的先發攻擊計劃。其實,這個觀點并不新奇。曾任德軍最高統帥部總長、戰后在紐倫堡審訊中被判絞刑處死的威廉·凱特爾也是這么說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大戰前夕各國制訂作戰計劃都不奇怪,何況德國從1939年9月就開始閃電進攻波蘭,1940年8月底制定了針對蘇聯的“奧托”計劃,后于1940年12月改為“巴巴羅薩”計劃。實際上,無論蘇聯,還是德國,都沒有馬上實施計劃,朱可夫計劃甚至存在被廢棄的可能。正如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歷史學教授杰弗里·羅伯茨所說:

【“事實上,斯大林非但沒有策劃戰爭與革命的陰謀,而且重大的軍事沖突恰恰是他最為擔心的。戰爭提供了機會,斯大林在這些機會來臨時當然會抓住它們,但戰爭也帶來了更大的危險。”[4]】

整場作戰于1941年6月22日展開。德軍首先向蘇軍發動進攻,蘇軍防備不足,導致其在武器占優的情況下兵力損失嚴重,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至于說斯大林想要先于希特勒進攻西歐,則沒有任何事實上的支撐。到底是德軍先發打擊,還是蘇軍先發打擊,判斷的標準應是史實,而不是臆測或推斷?;诖?,蘇沃洛夫等人的觀點雖然吸人眼球,但即便在西方史學界也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

鑒于蘇聯先敗后勝,有些西方學者故意貶低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普京曾對此作出精準的評析。他說,不否認蘇聯的盟國在戰勝德國法西斯中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如果要看對整個戰爭勝利所做的貢獻大小,應當從其對戰爭做出的犧牲、努力及發揮的作用等方面來比較。比如,德軍在東線(蘇德戰場)配置了多少師團;在西線(主要針對英美等國)配置了多少師團。相應地,德軍在東線部署多少坦克、飛機、火炮,在西線部署了多少?普京認為,只要把這些數據列出比較,一切就很清楚了。根據蘇聯史書的說法:從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1月,德軍共有153~201個師布防在蘇德戰線,大約占德軍總兵力的2/3;德軍同時期在其他戰線只配置了2~19.5個師。蘇聯軍民共消滅了73%以上的德軍官兵、75%以上的飛機、75%的坦克和強擊火炮,這些占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的兵員總數,飛機、大炮、坦克總數的3/4。普京提出,還可以從為戰爭犧牲的人數比較來看對戰爭的貢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共犧牲了大約35萬人,美國大約50萬人左右。盡管犧牲這么多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還是不能和蘇聯為戰爭勝利犧牲了2500萬人相比較。[5]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蘇聯為贏得勝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應該讓英雄蒙羞,讓烈士的鮮血白流,這是后人在書寫歷史中要牢記的。即使意識形態存在沖突,大是大非不應混淆。

3.斯大林與希特勒暗通款曲嗎?

在轉軌前后的俄羅斯和西方,斯大林與希特勒共同炮制戰爭的說法甚囂塵上,包括斯大林與希特勒暗通款曲,甚至說斯大林救了希特勒的命。據蘇聯英雄(1944年)、蘇聯國家獎金獲得者(1986年)弗拉基米爾·卡爾波夫講,所謂斯大林救了希特勒一命,指的是斯大林出于戰略考慮,最終放棄了蘇聯情報機關在1942~1944年醞釀了近3年的暗殺希特勒計劃。斯大林認為,要徹底戰敗德國需要讓希特勒活著——只要希特勒活著,美國和英國就不可能同他單獨搞交易,但如果希特勒不在,戈林或巴本可能上臺,西方大國就可能同他們達成協議,這對蘇聯是不利的。[6] 1944年蘇聯即將徹底戰勝德國,此時更不需要暗殺希特勒。上述只是卡爾波夫的解釋,是否存在暗殺希特勒的計劃還有待考證。從已經掌握的史實來講,斯大林確實沒有派人暗殺希特勒,不是與其惺惺相惜,也不是與其有什么密謀,只是因為斯大林早已預料到蘇聯紅軍必然勝利,希特勒終究難逃覆亡命運。

還有一種說法,是斯大林曾向希特勒乞和。在這一版本中,斯大林不僅被說成陰謀家、野心家,還被說成懦夫、國家利益的出賣者,因為斯大林曾于1942年通過保加利亞大使向希特勒乞和。其實,斯大林從未向希特勒乞和,判斷依據為:第一,由于保加利亞投靠德國引起蘇聯憤慨,斯大林不可能通過保加利亞大使向希特勒乞和;第二,莫斯科會戰勝利使蘇德戰場出現轉機,斯大林曾樂觀地判斷戰爭將于1942年結束,所以不可能在1942年2月派人向德國乞和;第三,1942年5月,美英與蘇聯就開辟第二戰場達成共識,蘇聯得到了美英的大量武器、資金援助,這個時候斯大林更沒必要單獨與德國媾和;第四,1943 年 10 月,一名叫埃德加·克勞斯的德國商人曾與蘇聯駐瑞典使館進行過接觸,自稱代表里賓特洛甫愿與蘇聯就媾和一事進行會談,立即遭到蘇方拒絕,蘇聯政府就此事向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作了通報;第五,斯大林一直防范并堅決反對美英與德單獨媾和。[7] 基于以上事實分析,所謂斯大林向希特勒乞和完全是無中生有,是始發于蘇聯后波及中國的“非斯大林化”思潮的結果,旨在抹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功績。

三、以“共同歷史準則”構建更廣泛的認同

以往我們常說,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F在,當某個歷史片段不僅被某個民族記憶,而且被多個民族記憶,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時,往往會出現不同記憶者書寫的歷史版本不同的情況。作為人文科學之一,歷史學既具有被研究對象已凝固不變所帶來的客觀性,也具有研究主體常變常新所賦予的主觀性。在主觀性中力求把握客觀性,這正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史的研究范式連續發生變化。從民族—國家史到跨國史再到全球史,以民族國家為主線書寫歷史的狀況被徹底改變。由于“不同的國家對其歷史,往往有相互沖突的記憶版本”[8],歷史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便有了罅隙。有學者指出,

【“‘一些國家的一些人無法正視自己過去的一些方面’,是由于記憶在現實生活中具有情感色彩,換言之,問題不是出在記憶本身,而是出在當下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9]】

這可謂一語中的。其實,這種情況并不少見。不僅波蘭人與俄國人就一件事情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韓國人與日本人等等,只要有過多年沖突的國家或民族,“人們通常陷于無休止的、無法以任何明白的方式仲裁的記憶競賽中”。[10] 法布里斯·拉哈提出,“民族認同是以相互競爭、某種程度上相互對立的民族記憶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要構建更大意義上的共同體認同,應建立“共同歷史準則”,其目的是“界定歐盟及其成員國如何與其往昔發生聯系,這里的往昔不僅是指共同的歐洲歷史,而且也包括歐洲單個民族的過去”。[11] 為此,他提出,應為民族情感表達設定限度,即禁止歷史工具化、修正主義、復仇主義和忿恨,鼓勵對相互間的歷史和自身歷史的反思和批判性認識、增加對其他歐盟國家民族歷史的了解。應該說,法布里斯·拉哈的主張是建設性的。

無論歷史記憶有多少種版本,我們相信,歷史真相只有一個。然而,真相往往不是袒露于外的,而是需要在相互聯系的史實中不斷挖掘。如卡廷慘案,鑒于俄羅斯官方多次就此問題向波蘭道歉,而且解密后的檔案也證實,屠殺波蘭軍官的命令是斯大林下達、貝利亞執行的,似乎真相已充分暴露,再無疑義。然而,近年來一些考證的新成果使該事件顯得撲朔迷離,難斷真偽。根據保存在俄聯邦總統檔案館、俄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俄聯邦武裝力量總司令部特別檔案館、俄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和俄聯邦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檔案館里1941—1945年間600多卷關于卡廷事件的歷史文獻,俄羅斯國家杜馬與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席、科學院院士、卡廷事件泛斯拉夫會議國際委員會主席伊柳欣指出,戈培爾在1943年炮制的蘇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槍殺近萬名波蘭軍官的說法純屬誣陷。他認為,這一說法當時只得到了仇恨蘇聯的波蘭流亡政府的支持,其他國家并不懷疑是法西斯屠殺了被俘的波蘭人。至于俄羅斯官方為什么要承認對卡廷事件負責,首先,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是這一觀點的鼓吹者,而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輕信雅科夫列夫,貿然承認蘇聯軍隊在卡廷森林槍殺了波蘭人并向波蘭道歉,葉利欽和普京步其后塵;其次,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共被禁止活動,導致其無法與此種言論做斗爭,之后又發生了大規模篡改和偽造蘇共中央檔案資料的行為,使得證據更加混亂,缺乏可信渠道。伊柳欣承認蘇聯紅軍在卡廷處決過3196名波蘭軍人,但沒有搞過大屠殺,絕大多數波蘭人是后來被德軍射殺的。證據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包含德軍軍官在內的大量見證人;另一方面,蘇共中央的某些檔案和轉給總統葉利欽的某些檔案是假的,現有資料可以證明。俄羅斯的一些歷史學家贊同伊柳欣的觀點,認為普京對槍殺一事的表態過于草率,以往的調查經受不住任何檢驗。他們援引布爾堅科院士委員會在20世紀40年代的調查結果,指出當時蘇聯挖掘出約有900具尸體,就算相信德國人的數據也不過是4000多具尸體,如今波蘭宣稱有21700具尸體,是沒有依據的。歷史學博士朱可夫指出,1943年2月希特勒來到斯摩棱斯克,住在特殊掩體里,波蘭戰俘參加了掩體的修建,然后被槍斃,這是非??赡艿囊环N情況。歷史學家斯特雷金強調獨立調查很難,軍事總檢察院根據解密的貝利亞1940年日記作出槍殺波蘭軍官的基本結論,而原件并不在刑事案件卷宗里,也未經任何檢驗和其他調查。更為關鍵的是,貝利亞日記不知為何是用兩臺打字機打的,所以很可能這些文件后來被偽造過。2009年,根據國際項目調查員謝爾蓋·斯特雷金的倡議,對貝利亞794 / Б日記的真實性進行了正式調查。偵察學家的結論是明確的:日記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頁是用同一臺打字機打的,而第四頁是用另一臺私人打字機打的。還有專家指出,波蘭人是被德國武器槍殺的,許多人的手被紙繩綁著——蘇聯從不這樣做,在德國倒是非常普遍。[12] 波蘭方面認為,伊柳欣等學者的觀點與蘇共偽造和掩蓋真相乃一脈相承,旨在為斯大林推卸責任。作為第三方,在不掌握一手材料的情況下,我們無從加以判斷,但應對此保持高度關注,而不是將此事件作為確鑿無疑的史實封存。俄羅斯對卡廷慘案的確認處在轉軌前的非常時期,如上述專家所指出的,諸多細節缺乏透明度??ㄍK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許還是未解之謎。

還原真相不等于為之辯護。真相必須接受,即使它是丑陋的。歷史學家在沒有搞清真相之前,必須謹慎落筆,但一旦真相大白,則有義務秉筆直書。這也是“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核心要義。我們從不否認,斯大林有功也有過。姑且不提斯大林的大清洗等國內政策失掉了人心,單講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如對東歐國家的“老子黨”做法等,也十分不妥。我們無法忘記,斯大林在中國東北和西北所做的一些事情,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對任何歷史人物的分析和評價,都應該實事求是,而不是從個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出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13]】

有人認為,歷史評價不是歷史學研究本身,它具有價值判斷的屬性,因而是政治活動的一部分。我們不同意此種觀點。歷史學絕不是材料的堆砌。正如英國克拉克爵士在14卷本《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的總導言中所說:

【“就歷史學而言,我們可以斷定,如果說它是一門科學的話,它是一門從事評價的科學。”[14]】

評價與史實并不沖突,任何嚴肅的評價都是基于史實的評價。同時,評價確實是為現實服務的,這也是歷史研究本身應有之義。

還需注意的是,反斯反蘇現象近年來已超出思想斗爭領域,服務于現實的國家利益。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被西方視為國際安全領域最大的威脅。將俄羅斯定義為蘇聯遺留下來的“禍胎”,而普京是斯大林“極權主義”的繼承人,對某些西方國家來說,此類說法接受起來毫無違和感。在西方長期的宣傳攻勢下,很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和青年在內,都認為共產主義政權普遍帶有“極權主義”色彩,這也惡化了中國的外部環境。2019年,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國先后將中國與俄羅斯一起列入“威脅”名單[15] ,不得不說,意識形態斗爭不是一廂情愿能夠擺脫的。西方的邏輯很清晰,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切抹黑斯大林和蘇聯歷史的做法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注釋:

[1]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9 September 2019 on the Importance of European Remembrance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19-0021_EN.html.

[2]Margolis Eric.Don.t Blame Hitler Alone for World War II,https://ericmargolis.com/.

[3]См.:Мельтюхов М.И.Упущенный шанс Сталин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орьба за Европу: 1939-1941.М.: Вече, 2000.

[4]〔英〕杰弗里·羅伯茨著,李曉江譯:《斯大林的戰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頁。

[5]Встреча с молодыми учёными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истори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951.

[6]參見〔俄〕弗拉基米爾·卡爾波夫著,何宏江譯:《大元帥斯大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10~614頁。

[7]金重遠:《評“斯大林向德乞和說”——兼與鄭異凡先生商榷》,《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0期。

[8]趙佳琳:《全球史與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書屋》2019年第11期。

[9]張榮明:《歷史真實與歷史記憶》,《學術研究》2010年第10期。

[10]〔美〕阿蘭·梅吉爾著,趙晗譯:《記憶與歷史》,《學術研究》2005年第8期。

[11]〔法〕法布里斯·拉哈著,徐慶超譯:《歐洲撕裂的記憶、認知的不一致及文明地處理歷史問題的挑戰》,《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0 年第 1 期。

[12]См.:Катынь: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https://kprf.ru/history/soviet/149206.html.

[13]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

[14]于沛:《歷史真理的認識和判斷》,《社會科學文摘》2018年第5期。

[15]譚武軍、王臻:《拉媒:拉脫維亞首次將中國視為威脅中方回應》, 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By3。

【歐陽向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2期,授權察網發布?!?/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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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心刊物】??歐陽向英: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記憶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