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自由市場已死,地緣經濟回歸

安全困境的邏輯之下,未來的幾十年中,國際自由化在這個大國相互競爭、軍事工業力量的主要中心位于北美、歐洲、東亞和南亞的多極世界中,很難作為一般經濟戰略找到擁躉。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國之間可能存在高度的經濟一體化,而且戰略意義較弱的特定行業也會有自由貿易。但是大國不僅不會允許市場力量讓其失去狹義的軍工業,也不會放手既有軍用又有民用價值的更廣泛的戰略產業。權力政治已回歸。全球自由市場之夢已死。

《國家利益》|自由市場已死,地緣經濟回歸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nationalinterest.org

【法意導言:全球貿易自由化幾乎是所有經濟學研究者都認同的圭臬。理想狀況下,生產要素、服務和產品自由流動,每個國家只要專注于發展自己占有優勢的產業,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就會讓所有國際貿易參與者都獲益。但本文的作者,德克薩斯大學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的客座教授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認為,經濟學研究短視地忽略了國家安全的考量,而在真正的國際政府還遙不可及的當下,每個民族國家必須始終保有相當的軍事和工業力量。這就意味著國家政府一方面需要保護本國可轉向軍事生產的戰略經濟部門,另一方面也需警惕敵國或潛在對手的整體經濟發展。正如兩次世界大戰所昭示,現代戰爭動員的是全民力量,一旦出現產業鏈短板,就很容易在軍事上受制于人。在安全困境的邏輯之下,“關于國家安全和全球貿易的政策爭鳴正匯成一場有關相對國家力量的討論。”歷史告訴我們,自由貿易并非主流,而是少數世界性強國為鞏固既有優勢地位的狂熱鼓吹。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回歸經濟民族主義,“全球自由市場之夢已死”。本文于2019年10月13日發表于《國家利益》雜志(The National Interest)。】

數十年來,對國際貿易投資及國民經濟發展的研究與國際安全研究相互脫離。在大學校園的政治學系里,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學者與各種理想主義者就國防和外交問題互相爭論。而隔壁的經濟學系里卻無甚交鋒。幾乎所有的學院經濟學家都一致認為,自由貿易和投資對所有參與方都有好處。在他們設想的理想世界中,國界無足輕重,貨物、服務、資金和勞動力自由流動。

甚至在唐納德·特朗普成為記憶中第一位明確倡導經濟民族主義的美國總統之前,分隔國家安全現實主義者和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墻就已經土崩瓦解——主要因為中國的崛起。中國受益于一種形式的計劃經濟,并同時挑戰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霸權。關于國家安全和全球經濟的爭議正緩慢但不可避免地合并成關于相對國家力量的單一討論。這標志著愛德華·盧特瓦克(EdwardLuttwak)所謂“地緣經濟學”的復興。

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安全困境”。在沒有世界政府的無政府世界中,每個國家都要自我防御。問題在于,軍隊既可用于防御又可用于進攻。如果一國進行武裝,另一國將永遠無法確定這些武器不會被用于侵略。因此,第二個國家也會進行武裝,以震懾第一個國家。就這樣,相互猜疑導致軍備競賽持續升級。

安全困境也適用于經濟學。在工業時代,軍事力量的基礎是制造業。盡管現在大肆鼓吹所謂的“知識經濟”,但這個事實仍未改變。一個國家不能用小貓的視頻APP擊敗敵人(盡管它可能會讓敵人分心)。

許多生產資本貨物或民用消費品的工廠都可以轉向武器生產。所以敵對國之間不能只監視彼此的常備軍、海軍、艦隊和武器裝備,它們還必須關注實際對手或潛在對手的整體工業產能。而工業產能也必須定義廣泛,囊括敵對國的整體經濟,不僅涉及工廠,還包括基礎設施、能源和電信系統、資源、勞動力和金融系統。工業時代的戰爭動員全民,就像兩次世界大戰一樣,是整個經濟體之間的戰爭。即使在不那么激烈的冷戰時期,部分經濟也被動員了。

民用和軍用生產之間沒有簡單的分界線。美蘇的太空競賽(由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引發)始終含有軍事意義。

任何國家想要成為獨立自主的大國,都必須建立和維護本國的先進制造業,即使只是因為擔心在“安全困境”引發的經濟軍備競賽中落后。正如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制造業報告》中所寫道,美國必須“在軍事和其他必需品上不依賴于其他國家”。總的來說,漢密爾頓蔑視杰斐遜將美國視為農業天堂的看法,他試圖保護美國的新興產業免受來自更發達的歐洲民族國家的掠奪。

經濟民族主義理論中僅次于安全困境的概念是規模收益遞增。在最簡易版的經濟學入門課中,大多數政策制定者和專家知道的經濟學也就如此了,所有市場都天然競爭激烈,并由許多小生產者分享。規模收益穩定或遞減,也就是說,大規模生產者不一定比小規模生產者更高效。

這種假設在前工業化時代是成立的,當時一家雇用一千名鐵匠在同一屋檐下并肩工作的鐵匠鋪,并不會比一千個個體經營的鐵匠更快速地生產更優質的馬蹄鐵。但現代機械制造業的特點是規模收益遞增。與一個從零開始組裝的工匠團隊相比,擁有裝配線的汽車廠可以更高效、低價地制造汽車。

在收益遞增的行業中,包括作為現代軍事力量基礎的制造業,入門經濟學并不適用。市場遠非完美。產生效率的是規模,而不是競爭。因為大企業、大機構的效率更高,不受限制的競爭往往會驅逐小企業,導致寡占甚至壟斷。我們習慣性認為,壟斷是欺詐和不公平做法的后果。但在收益遞增行業的不完善市場中,高效且守矩的公司僅僅因為比競爭對手略勝一籌,就可以消滅對手并獲得壟斷地位,且不違反任何規則。(對于擁有網絡效應的行業來說也是如此,比如通信業,但這些行業與本文主題的關系不大。)

適用于企業的也同樣也適用于企業所在的國家。理論上,一個國家或貿易集團能壟斷特定產業的所有生產制造。中國可以制造世界上所有的iPhone,歐洲的空客可以制造所有的飛機,日本可以制造所有的汽車,韓國可以制造所有的輪船。這些以收益遞增為特征的特定工業部門一旦實現國家壟斷或集團壟斷,將持續良久。它們的成功本身就意味著進入市場的門檻高聳,保護它們免受潛在競爭者的挑戰。印度尼西亞要進入空客壟斷的全球客機市場將十分困難。

傳統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這樣的世界沒有什么不好。傳統貿易理論的基礎理念就是各國應按照絕對優勢(亞當·斯密)或比較優勢(大衛·李嘉圖)進行專業化發展。

但是按軍事-經濟安全困境的邏輯,審慎的國家戰略制定者應忽略學院派自由貿易主義者及其自由派盟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產業依存并不是勇敢邁向無國界全球市場和和平永續的黃金時代這個烏托邦理想的一步。事實相差甚遠,產業依存是必須被最小化的風險。特別是,國家戰略制定者必須確保國防工業的基礎供應鏈不在潛在軍事對手或可被鉗制的第三國境內。他們必須保護自有的軍事相關產業,并在必要時發展新產業。這就是我和經濟學家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稱為“國家發展主義”(National Developmentalism)方法論的本質。

《國家利益》|自由市場已死,地緣經濟回歸

圖為亞當·斯密

圖片來源:谷歌圖片

正如我們所見,現有制造業的規模和成功構成了新企業乃至國家進入市場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滯后的國家若要尋求建立其他地方已經蓬勃發展的產業,只能訴諸于違反市場的政策。在工業時代早期,英國幾乎壟斷全球制造業。為了保護英國的利益,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經濟學家試圖說服其他國家不與英國的制造業競爭,而是專門向英國工廠提供原材料和向英國工人提供低價食物。例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1776)中寫道:

假如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制造品輸入,使能夠制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制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國家漸臻于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

如果美國領導人聽從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建議,那么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仍會是一個農業大國,向國外運送棉花、玉米和小麥,同時以不利的條件從歐洲和亞洲的工業國家進口所有工業制成品。

漢密爾頓拒絕了亞當·斯密的建議,并指出美國各州“不能平等地與歐洲交易;缺乏互惠將使他們成為制度的受害者,該制度誘使他們將視野局限于農業,避免制造產品”。正如19世紀的德裔美國經濟學家晚些時候指出的,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的自由貿易會令前者鎖定優勢,“一般性自由貿易的結果將不會是普世的(商貿)共和國,相反地,欠發達國家將普遍屈從于主要的制造業、商業和海軍強國”。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帝國都認識到自由貿易是英國自利的鼓吹,兩國都保護了自己的萌芽產業,使之免受來自英國的競爭。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美德都成為了超越英國的工業強國。

事實是,每個成功趕上老牌工業化國家的國家都以某種方式保護了其萌芽產業,亞洲國家即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其趕超西方工業產能計劃的一部分,日本和四小龍們——韓國和臺灣地區——使用非關稅手段來保護國內企業免受進口的沖擊,例如法規、貨幣操縱和其他策略,同時補貼出口。

此類發展帶來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國家安全和工業自足的考量如此重要,那究竟為什么存在自由貿易?答案是自由貿易是歷史的悖逆。工業時代開端之后的兩個半世紀中,自由貿易極為罕見。近代早期到20世紀40年代之間,貿易保護主義的歐洲帝國和包括美國在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民族國家瓜分了世界經濟。19世紀中葉有過一段由英法推動的短暫的貿易自由化時期,但卻被美國和德國等后發國家所排斥。

正如經濟現實主義所預言的那樣,自由貿易很少被提倡,提倡者僅限于那些不懼怕軍事或工業競爭的大國。換句話說,各國不是抽象地宣傳自由貿易,而是度量著直接利益的大小,相應地鼓吹自由貿易。例證一是英國:通過幾個世紀的保護主義措施,英國建立和擴展了在制造業的領先地位,因而在19世紀中葉投機性地成為了自由貿易的傳道者,希望為出口開拓新的國外市場。一個世紀以后,美國在1945年之后也從萌芽產業的保護者搖身一變,成為狂熱鼓吹自由貿易的新教徒。真是便利啊!

國際關系理論家習于稱作“自由霸權”戰略的,并不是現實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替代物;相反,它是兩者的合二為一。一個同為軍事和經濟霸主的國家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和無與倫比的工業優勢,因而有底氣對軍事-經濟安全困境松懈——至少在一段時間內。

遭受戰爭破壞的歐亞經濟在十年后開啟復蘇之前,美國的制成品在全球市場上幾乎占據壟斷地位——美國視之為自然態勢。冷戰期間,美國決策者放任日德的重商主義,犧牲美國生產者的利益,以將日本和西德留在美國領導的反蘇聯盟中。他們自滿地假設美國將繼續維持工業經濟的主導地位。

軍事-經濟安全困境的邏輯表明,日益式微的霸權應放棄自由霸權的宏偉戰略,因為其軍事和工業產能的相對份額正流向新興大國。前霸主不必重啟早期的萌芽產業保護主義。相反,它應該為其出口尋求開放國外市場,同時通過嚴格堅持貿易對等,保護本國工業免受不公平競爭的影響。而且它還因將與當前和潛在軍事對手的經濟往來降到最低,以免本國消費者和資本家增強敵人的力量。

英國和美國在鼎盛時期都沒有依照這種常識性邏輯行事。英國本應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放棄單邊自由貿易政策,以應對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和德國的興起。相反,英國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采取新保護主義。那時,薄暮的微光已籠罩大英帝國,英國精英們意識到帝國的力量正在消散,但為時已晚。

同樣,甚至在中國工業崛起之前,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當美國制造業剛開始受到復蘇的德國和東亞進口的沖擊時,美國就應果斷地放棄自由主義霸權,采取更具對等性的尼克松式經濟民族主義。相反,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像一個世紀前的英國一樣背道而弛。華盛頓被假定的自由世界秩序所蠱惑,擴展其軍事疆界,將越來越多的帝國責任加諸已身,同時讓重商主義的亞洲和歐洲貿易伙伴消滅了許多美國制造業。同樣,美國的跨國公司已將其大部分產能轉移到存在大量廉價勞動力或政府補貼的中國、墨西哥和其他國家。

我認為,要最好地解釋英美為何繼續堅持已有所妨害的自由貿易政策,需從國內政治因素方面來看。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的政治影響力。

通過制造業崛起的國家享有巨額的利潤積累,這些資金通過再投資進入本國的金融業。最初,一國的金融部門趨向于隨著制造業和其他產業而發展。想想洛克菲勒家族如何從制造業轉入銀行業,或者德州的石油利潤如何成了休斯頓和達拉斯眾多銀行的創始資金。

問題在于,政治主導的金融部門可能愿意犧牲國內制造商的利益來實現其他目標,比如促使貿易伙伴開放金融投資的大門。在一個多世紀以前英國的一場政策爭論中,倫敦金融城成功擊敗了英國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他們擔憂德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及英國工業的衰落,這些疑慮在世界大戰中得到殘酷的證實。

在當代美國,華爾街通過其在財政部的盟友施加影響,一直是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華爾街加入了蘋果和沃爾瑪等跨國企業與底特律和匹茲堡之間的戰爭。蘋果將iPhone的組裝從美國移到中國,而沃爾瑪的成功基于在美國市場上銷售廉價的中國商品。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貿易策略——無論針對歐洲、墨西哥、加拿大還是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有失誤和前后矛盾之處。盡管如此,它仍是特朗普的繼任者可以貫徹的兩種美國政策的版本之一。一種是新經濟民族主義,但最好比特朗普版更巧妙、更慎重。新經濟民族主義將擯棄冷戰和后冷戰時代過時的自由主義霸權戰略,采用一種更具對等性的貿易策略。它將把本國制造業視作國家軍事力量的基礎。

另一種選擇是嘗試恢復自由主義霸權(可能在更小的規模上)。例如,通過試圖建立由美國、歐洲和東亞盟國(不包括中國)組成的三方集團。奧巴馬政府嘗試了第二種策略,企圖將中國以外的其他工業國家聯合在美國主導的集團中,通過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促進歐美貿易,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促進美亞貿易。

從長遠看,在較小的規模上恢復(排除中國的)全球自由主義難以成功。一方面,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國在中國是威脅還是商業機會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另一個方面,印度一旦成為大國,不會比中國更樂意放棄自利的經濟民族主義,也不會轉而信奉19世紀英國“古雅”的自由貿易理念——這種意識形態仍披著數學的外衣在美國的眾多經濟系里反復循環。

安全困境的邏輯之下,未來的幾十年中,國際自由化在這個大國相互競爭、軍事工業力量的主要中心位于北美、歐洲、東亞和南亞的多極世界中,很難作為一般經濟戰略找到擁躉。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國之間可能存在高度的經濟一體化,而且戰略意義較弱的特定行業也會有自由貿易。但是大國不僅不會允許市場力量讓其失去狹義的軍工業,也不會放手既有軍用又有民用價值的更廣泛的戰略產業。

權力政治已回歸。全球自由市場之夢已死。

翻譯文章:

Michael Lind, The Return of Geoeconom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3,2019

網絡鏈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eturn-geoeconomics-87826

【作者: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譯者:賴文瓊。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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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國家利益》|自由市場已死,地緣經濟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