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會選舉出個特朗普:民主社會的選舉悖論

波普爾提出了民主選舉中的統治權悖論:選舉出來的不是那些最具有協調能力并服務人民利益的人,反而往往是那些最具統治力并對人民實施控制、監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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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何會選舉出個特朗普:民主社會的選舉悖論

 

一、引言

 

一般地,公共事務的復雜性以及公共職務所賦予的權力要求高位者具有相當的資質,如廣博而高深的專業知識、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社會責任、考慮人類長遠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充分理性,這也就是柏拉圖所講的哲學王,儒家社會推崇的圣賢。在現代社會中,保證這種賢人政治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民主選舉?,F代思想家普遍認為,民主選舉是把政治權力的杠桿交到具有對現代國家有效的政治運作來說必不可少的智力和素質的少數人手中的政體。為此,西方社會的憲政主義者主張議會主權,通過選舉制將優秀人才選拔進承擔立法大任的議會,然而再通過民主議事來為“天地立心”,從而可以實現人盡其才。

受西方憲政思想的影響,社會上就盛行開這樣的觀點:專制社會存在嚴格的等級階梯,最終被選為執政者的范圍大大縮小,從而導致管理者的低能;與此相反,社會賢能卻可以在民主體制下被選舉為執政者,同時也有利于推動自由與平等的發展。當然,大量的歷史經驗和社會事實并不能證實這一點,不過,迄今為止的主流媒體及其控制的社會輿論一直并不為意,因為只要舉幾個愚蠢的獨裁者就夠了。但是,特朗普的當選為卻引起了西方很多人的極大震動:被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為何會選舉出一個精力和言行與一個合格的大國總統似乎相差甚遠的特朗普呢?其實,只要明白現代民主選舉的基本機制,對這種現象就會見怪不怪了。

 

二、民主選舉的悖論現實

 

廣泛的案例都表明,人們對選舉制民主的美好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得到印證,相反,人類社會的大量人才往往因過度的民主選舉選擇而遭到配置扭曲。關于這一點,很多現實主義學者都曾留意到。譬如,錢穆就指出,在當前這種民主制度下,“則孔子出而競選,未必能勝于陽貨。戰國諸子出而競選,亦未必能勝于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蘇秦張儀之徒”。而且,錢穆也以現實例子作為佐證:“在美國,曾有一博學的大學教授與一汽車夫競選而失敗了”。正因如此,錢穆感慨道:“選舉原意,在如何獲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然而)單憑群眾選舉,未必果能盡得賢能”;但是,在目前這種選舉制度下,“既各懷其私,則惟有以法律制度為公道。果抱伊尹之志,亦無可舒展。效顏子之學,將斷然無意于競選。”究其原因,民主本身是教育普及從而社會成員社會性普遍提高的產物,但是,畢竟人類社會中社會成員的社會性還存在明顯的差異,而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實際上并沒有體現個體之間偏好強度以及能力方面的差異。正因如此,隨著民主選舉范圍的擴大,更加難以保證選舉出來的人的品質,相反,民主選擇的結果往往導致會導致兩類人占據了高位:一是迎合世俗趣味的庸人,二是具有強烈威權主義的強人。

(一)就迎合世俗趣味的庸人而言

具有極強社會洞察力的社會政治學家韋伯就曾指出,一般來說,不是第一流的而是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選人當選已經成為通則,這無論是在樞機主教選舉還是美國總統選舉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關于這一點,一個法國人就嘲諷美國的總統選舉:“我們法國人都明白:美國已經無藥可救。他們的總統如果不是弱智,起碼也是沒文化的。從‘密蘇里的領帶商’杜魯門到‘傳了兩代的政治騙子’小布什,中間還有賣橡膠的卡特和二流演員里根,白宮簡直就是一座傻子展覽館。”為此,奧地利學派就曾對民主體制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甚至將民主與自由對立起來。例如,米塞斯就指出,盡管民主主義者聲稱國家應該由少數最優秀的人來治理,但民主以及民主推選的國家首腦往往四處被人嘲笑,從而導致了“各種不同的反民主流派的追隨者的人數呈有增無減之勢,民主推舉的最高領導人表現得越拙劣,人們對他們的蔑視心理就越強烈,因此,反對民主的人數就越多”;而且,對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并沒有評判標準,例如,“波蘭共和國的人民把一位鋼琴演奏家推選為國家首腦,因為波蘭人民認為他是當代最優秀的波蘭人。實際上,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的素質無異與一位音樂家必須具備的素質大為不同。”

事實上,由于民主所決策的是事關公共領域的事務,這種決策要合理化就需要決策者能夠更多地從集體而不是從私利的立場來進行考慮和評估,這意味著,民主制往往需要參與者具有較高的社會責任或教育素養。相反,如果決策參與者充斥了基于一己之私的素質低下者,那么,就很難建立一個穩定成熟的體制,而是會基于力量消長而不斷更換規章,這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得到充分的說明。正因如此,迄今為止的任何社會中,參與民主決策的人員范圍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往往有所限制;相應地,隨著民主選舉權的普及,選舉者的素質開始下降,以致選出來的領導者的素質也顯得越來越低。

關于這一點,我們依舊可以以美國為例進行剖析:在美國選舉權受到很大限制時,選舉出的華盛頓、J.亞當斯、杰斐遜、麥迪遜、門羅以及J.Q.亞當斯等人都是具有高度才智、淵博知識以及高尚品質的人;但是,隨著民主選舉范圍的擴大,如今的總統、州長以及市長等的素質就明顯下降了。究其原因,(1)多數民主的公共選擇機制存在缺陷:基于多數票規則的公共選擇本身存在悖論現象而沒有確定的結果,而且,不同的投票形式和不同的投票程序所產生的結果也不同;(2)簡單的民主選舉并不能體現選舉人的認知深度和偏好強度,從而會出現從眾現象,如哈耶克就曾指出,“一般來說,各個人的教育和知識越高,他們的見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們贊同某種價值等級制度的可能性就越高”。

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思近年來中國社會所推行的民主選舉實踐: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制度改革不是自上而下地發軔于上層而是自下而上地起步于底層,迄今的現象是,理性程度和知識水平相對較高進而公共意識較強的大學教師依舊不能選舉他們的院長、校長甚至是系主任,相反,那些理性程度和知識水平較低甚至也沒有多少公共意識的村民卻被賦予選擇其村長和村委書記的權力。顯然,這種這種民主化改革路徑與上面剖析的選舉的基本要求是背道而馳的,相應地,當前中國社會選舉中就出現了層出不窮的“反民主”現象。這里從兩方面對村民選舉加以簡要說明。

第一,由于絕大多數村民僅僅關注自己的私利甚至是近期的物質利益,因而在這種“民主”化過程中,當然愿意出賣自己的選票而換取一點私利,甚至在其他力量的操縱下而使得選民黑幫化。例如,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字,2008年全國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成為職務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特別是,在沿海一些富裕農村,村干部腐敗案件涉案金額驚人,以致“千錘百煉”變成了“久經三道”(白道,黃道,乃至黑道)考驗的意思。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也指出,中國鄉鎮一級以及鄉鎮以下干部的素質大部分確實讓人不放心:第一,他們受過的教育很差,盡管有些人還有“研究生”學位;第二,他們沒有法制觀念,盡管有些人進過干校“法律講習班”受訓;第三,他們的生活方式是粗放型的,上下兩頭都不懂得克制。

第二,在中國社會選舉機制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那些掌控了各種社會和行政資源的權勢者就會利用各種途徑將他們的權利資源“合法”地傳讓給自己的下一代,從而出現子承父業的“官二代”現象。例如,河南省固始縣在2008年全縣選拔正科級和縣局級干部任用中,最后確定的12名鄉長基本都是當地官員和房地產老板的子弟。為此,縣組織部部長周輝還回應說:“12名鄉長大多是現有官員之后”情況屬實,但“他們都是符合程序,經過大范圍的公選出來的,他們具備了當選的條件”。問題是,這種選舉程序合理嗎?其官員選拔程序是:第一步,在符合43周歲以下、任副科級兩年以上等條件下自薦,最后自薦出來270多人;第二步,經縣處級、正科級干部以上還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來60多人;第三步,經過數天考察,由縣委常委等官員50多人投票選出最后的鄉長12人。顯然,沒有民眾代表、也沒有民眾監督的選舉并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

其次,就具有強烈威權主義的強人

公共領域的職位本身是服務性的,它應該授予那些具有相應資質的“賢人”;也就是說,那些獲得職位的人僅僅是把它作為自我實現的途徑而不能從中牟取私利,人們也不會出于私利的目的而對此職位展開激烈的爭斗。譬如,近代的孫中山、黃興等都強調“功成身退”,從而他們往往更愿意推舉有助于社會長期穩定的其他賢人,如在民國后第一次選舉甚至孫中山之所以沒有全票當選就正是缺了他自己的一票。問題是,現實社會往往注重選舉過程中的規范而相對忽視對當選者的監督,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體系,那些占據公共領域職位的功利主義者往往可以依靠這種公權力來謀取私利;為此,那些崇尚“不留芳百世,就遺臭萬年”的野心家就會千方百計地攫取這個職位及其權力,從而出現了袁世凱這樣的竊國大盜以及隨后以武力獲取權力的各路軍閥。

尤其是,哲學王和野心家這兩類人物的分離隨著選舉范圍的擴大而嚴重。例如,華盛頓盡管由全票當選為總統,但他從未把自己當成總統候選人,也從來沒有為競選付出過任何努力,后面幾任總統競選之間的競爭也往往是“君子之爭”;但是,后來的總統競爭卻逐漸演變功利主義者攫取權力的舞臺,因而總統選舉越來越激烈,競選花費也越來越大,而選出的總統之素質卻日漸低下。進而,越來越多的野心家依靠世就準備選擇政治這一職業,韋伯強調指出,“政治生涯可以使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著別人,分享著統治他們的權力”;而且,“這種追求權力的行為,一旦不再具有客觀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業’,而變為純屬個人的自我陶醉”。

事實上,胡克就將英雄區分為兩類:(1)事變性人物(eventful man),是指因其行動影響以后事變發展進程的人物,沒有他的這一行動,事變進程可能完全不同;(2)事變創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是指這樣一類英雄歷史事變的人物,他們的行動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種種卓越能力發生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況所促成的。但顯然,隨著民主決策對思想領域侵蝕的日益深入,那些先驅者的影響力就不斷下降,以致這些關懷人類長期發展而又不滿現狀的事變創造性人物就會抱著“抱殘守拙、寧靜致遠”之志向,而不愿來參與這類勾心斗角的選舉。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很多高人就不愿意做官,如高喊“勿污吾耳”的許由、巢父等。

有鑒于此,胡克就寫道:“民主社會的英雄(即指潛在的事變創造性人物)可能真摯地相信自己能夠接受民主社會據以為根據的那種哲學。但遲早他會覺得民主方式的兩個特征是他所難以忍受的。第一,就是多數決定原理,特別是當他堅信在某種重大問題上,多數是錯誤的時候。第二,縱然他相信多數是正確時,他也會認為它的作用過于遲緩”;“在一個民主社會里,有這種‘潛在的英雄’,他能夠看到別人所未看到的東西。他的行動意志比別人更堅強。他對于如何實現他的看法具有比別人更準確地認識。就由于這些理由,他多半會發現自己置身于少數之中。而他的責任感迫使他必須為他自己的見識而奮斗。他對于民主理想的忠誠又迫使他要把這種見識變成多數人的共同信仰。假如多數人一味頑固地固執己見,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只有喪失了英雄活動的機會。這英雄就作為一個‘鄉村隱士’而湮沒于歷史之中了。”

進而,波普爾提出了民主選舉中的統治權悖論:選舉出來的不是那些最具有協調能力并服務人民利益的人,反而往往是那些最具統治力并對人民實施控制、監督的人。波普爾寫道:“全部的統治權理論都是悖論。例如,我們可以選擇‘最聰明的人’或‘最優秀的人’作為統治者。但是,‘最聰明的人’用他的智慧也許會發現不應由他,而應該由‘最優秀的人’來統治,而‘最優秀的人’用他的善良也許會決定應該由‘多數人’統治”,而“多數人”的統治往往或導致智慧和道德低下的人當政。也正是因為民主的這種缺陷以及對“誰是最適合從事政府領導工作的人”充滿了爭議,結果,往往是那些“最強”的人取得了管理權,反民主的理論也由此主張少數人有權使用暴力奪取國家權力,從而達到統治大多數人的目的,因為只有這些少數派才真正理解統治的力量;因此,“評價某人是不是最佳人選,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獨立的統治能力、智慧能力和號召力,看他是否具有干預違背大多數人的意志奮勇向上,從而出人頭地,成為統治者的膽識和本領,如此等等。”為此,波普爾告誡,我們在努力獲得最好的統治者的同時也應盡可能地為最壞的統治者做好準備。

 

三、政黨選舉下的寡頭政治

 

上面對民主悖論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全民選舉,但在當前西方社會,政治選舉主要是政黨選舉而非全民選擇;其中,候選人往往要經過黨內初選,這實際上也就限制了參選人的范圍,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當選者的基本素質并防止了庸人當政現象。其原因在于:(1)要取得代表政黨的參選資格,候選人往往要經歷長時期的磨練,表現出一定的才能以及影響力;(2)要取得代表政黨的參選資格,候選人往往要繼承政黨的主要政策和基本宗旨,而政黨的基本政策往往已經經受了時間的檢驗。

關于這一點,韋伯也有深刻的洞察:由被支配者選舉出來的官僚,往往“可能隱蔽在形式上的選舉下”,“特別是由政黨老大來任命”;相應地,“只要政黨組織穩固,即可將形式上自由的選舉,轉變成僅僅是對政黨領袖制定的單一候選人的贊同,至少也可將之轉變成根據一定的規則所進行的競爭——由提名的兩名候選人中漂選出一人。”有鑒于此,我們就可以更清晰地認識到這樣兩類現象:(1)在一些不需要經過初選或政黨角色不明顯的地方層次選舉中,將會出現更多的五花八門的人物當選;(2)在那些政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就會有更多的非專業人士占據大位,這在蘇東劇變后的那些國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甚至愛因斯坦也被邀請擔任以色列國的總統。

不過,盡管政黨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庸人當政的現象,但這也可能強化另一種現象:強人當政效應更為明顯。究其原因,(1)強人所表現出來的控制能力似乎更有利于維護政黨的利益,從而會贏得政黨的信任;(2)即使政黨強人不直接占據公共職位,他也會推薦對他或本政黨忠誠的人士來角逐大位,這在政黨政治不成熟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明顯。關于這一點,韋伯同樣做了剖析:“只要政黨卷入任何方式的、經由選舉來任用官僚的場合,它們通常會將此一候選人對政黨有力人士的忠勤——而非其專業性的競爭能力——擺在更具決定性的考量上。”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等都是通過政黨選舉上臺的。

事實上,一個組織往往需要領導以使力量準確擊中要害,而一小撮獨立的、躊躇滿志的政治領袖往往駕駛著民主運動的浪潮,從而總能把他們的意志強加于多數人集團;結果,民主選擇的結果必然導致獨裁,這就是社會學家米歇爾斯的寡頭鐵律。同樣,早在150多年前,托克維爾就指出,民主國家往往表現出走上中央集權的自然傾向,不僅“在身份平等的國家里比在其他國家里更容易建立絕對專制的政府”,而且,“一旦在這樣的國家里建立起這樣的政府,那它不僅會欺壓人民,還會剝奪人類的一些主要屬性”,所以,“專制在民主時代是最可怕的。”托克維爾的論斷主要基于如下兩方面的分析。

第一,有關政府的認識。托克維爾寫道:“隨著一個國家實現身份平等,個人就顯得越來越弱小,而社會越來越強大。也可以說,每個公民變得跟其他公民相同,被埋沒在群眾之中,只能看到人民本身的高大宏偉的形象,別的什么也看不到了”,結果,“這自然要令民主時代的人認為社會的特權是極其高尚的,個人的權利是十分低卑的。他們容易承認社會的利益是全體的利益,個人利益則不值一提。他們也承認代表社會的權力比每個社會成員有知識并高得多,它的義務和權利便是引導并領導每個公民”,這樣,“政府被所有人想象成為一種獨一無二的、奉天承運的、具有創造力的權力。”而且,社會大眾往往看不到這種權力集中的危險,反而以為可以通過民主機制可以隨時收回這種轉移的權力。托克維爾寫道:“使民主國家人民對一切特權的日益熾烈的憎惡,非常有利于所有政治權利逐漸集中到國家的唯一代表手里。因為每個公民都認為與他平等的人可以取消他們從國家元首那里取得的任何特權,所以地位必然并無可爭辯地高于全體公民的國家元首,而不會引起公民們的嫉妒。”

第二,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的一致性。托克維爾寫道:“在平等時代,沒人有援助他人的義務,也沒人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權利,因此每個人既是獨立的又是軟弱無助的。這兩種既不可分而又不可混為一談的情況,另民主國家的公民形成非常矛盾的性格。他們的獨立性,令他們在跟自己平等的人交往時充滿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們的軟弱無力,又有時令他們感到需要他人的幫助,然而大家都是軟弱和冷漠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任何人給予他們援助。迫于此種困境,他們的視線自然轉向那個唯一可以超然屹立在這種普遍感到無能為力的情形下的偉大存在。他們的需要,特別是他們的欲望,不斷地將他們導向這個偉大的存在;最終,他們將這個存在看做補救個人弱點的唯一和必要的靠山”;“民主時代的人對服從于自己平等的鄰人的指點十分反感,不承認鄰人在智力上比自己高明,不相信鄰人剛正不阿,嫉妒鄰人的權勢,害怕鄰人的同時又瞧不起鄰人,喜歡讓鄰人每時每刻感受他們是屬于同一主人管轄的”,顯然,“因為平等特別便于這樣形式權力,使中央擴大和鞏固權力,所以順應這些自然本性的各項中央權力,都喜歡和鼓吹平等。”

 

四、結語

 

盡管民主選舉確實可以防止傳統官僚制中固定世襲的身份制現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才的發現和使用;但是,如果民主選舉的內容和范圍如果得不到更恰當的界定或者不存在其他機制對民主選舉進行修補,那么,影響力而不是才能依然成為選舉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正是基于影響力的選拔機制,人類社會普遍流行著一種“贏者通吃”規則:那些在一些專門領域具有某種優長的人往往可以把這種權威性拓展到其他領域,從而占據了他根本不具優勢的地位;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文體明星以及電臺主持都成了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如劉翔、鄧亞萍等就是如此,甚至大量的港臺明星成為內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正因為這些人在公共領域崗位上根本不具優勢,從而也就根本不能實現古人所倡導的“在其位盡其事”。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每年政協開會將近有10%左右的委員缺席,而且,每年毫無操作性和噱頭提案與日俱增,卻很少有真正成為制度和實施的。所以,D.米勒強調,即使一個人在特定領域對社會作出了再大貢獻,“但是在承認應得的同時不能損害地位的平等性;退休的將軍應當被授予獎章,但不應當得到額外的選票或者享受特殊的醫療照顧。”當然,在民主政體中,周期性的選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當政者以其權力把參政、議政和決政的代表或委員變成榮譽性的獎贈,而是努力選擇教育程度高的專業性人士來治理公共事務,這是因為任用不夠格的官僚會使政黨在下次選舉中遭到失敗;但是,基于民主選舉的最高領袖或官僚卻往往并非是具有高度社會性的哲人和能人,如二流演員出身的里根、施瓦辛格乃至五花八門的艷星和機會主義者都成為選舉的勝利者。

【朱富強,察網專欄學者。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

注釋:

1、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26頁。

2、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09頁。

3、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1頁。

4、米塞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韓光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頁。

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頁。

6、丁學良:“令執政黨頭痛的‘芝麻官’”,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80522.html。

7、于澤遠:“‘子承父業’當新官 中國‘官二代’成媒體焦點”,http://www.zaobao.com/zg/zg090831_003.shtml。

8、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00-101頁。

9、胡克:《歷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58、159-160頁。

10、波普爾:《開放的思想和社會:波普爾思想精粹》(米勒編),張之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355頁。

11、韋伯:《支配社會學》,康樂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頁。

12、韋伯:《支配社會學》,康樂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頁。

13、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張揚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頁。

14、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張揚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頁。

1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張揚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頁。

16、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張揚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527頁。

17、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張揚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頁。

18、D.米勒:《社會正義原則》,應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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