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講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嚇壞民營企業家、影響民間投資嗎?(系列評論之二)

有人說,中國共產黨又重新強調“革命精神”,強調“共產主義理想”,嚇得民間資本不敢投資了。那么這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在那些私有制為主、從來不講共產主義的西方國家,投資和經濟增幅也會周期性下跌,甚至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呢?

江宇:講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嚇壞民營企業家、影響民間投資嗎?(系列評論之二)

原編者按:近日,一篇題為《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圍繞這篇文章的爭論,不是簡單的理論之爭,而是關系到如何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重大問題。

中國并非按照馬克思設想的,先建立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進入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決定了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要回答。

在針對《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一文的批評中,有幾個典型的論點,是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

論點一: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則歸功于私有制,這就說明,主張“消滅私有制”就是反對改革。

論點二:既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功于私有化,那么今天講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導致民營資本不敢投資,從而影響經濟發展。

論點三:既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功于私有化,那么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進一步擴大私營經濟的比重,不主張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這些論點都是十分現實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才能夠理解圍繞《消滅私有制》一文的爭論。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對這些問題進行理性探討,是有利于改革深化的。

本文探討第二個問題:講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嚇壞民營企業家”嗎?

有觀點認為:周的文章已經造成了社會的震蕩和思想的混亂。民營企業家群體對此感到憂心忡忡,認為這是吹風之舉,轉而審視手頭的資產,感到茫然無措。這種在意識形態上的不確定感,讓企業本來就嚴酷的競爭處境雪上加霜,不安全感倍增。

我們不贊成這種觀點。認為講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嚇壞民營企業家、導致企業不敢投資,這是一種混淆是非的觀點。這種觀點既不符合事實,也低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感召力,低估了廣大民營企業家的覺悟。

首先,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追求,是近代以來中國走上富強道路的強大精神動力,是包括民族企業家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識。

愛國的私營經濟是中華民族經濟的一部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廣泛存在。但是,由于封建勢力和外部資本主義勢力的強大,當時的私營經濟并沒有自主發展的能力,而是要么依附官僚資本,要么依附買辦資本才能發展起來,這是中國的民族經濟先天不足的地方,決定了當時的民族經濟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30年主要依靠公有制經濟啟動現代化的原因。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漫長歲月,雖然有大批艱苦創業、愛國愛鄉的實業家孜孜以求,但是由于當時的政府在政治上依附、經濟上凋敝的狀況下,這些實業家并沒有施展能力的空間。一大批愛國的民族企業家,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也難以實現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只有依靠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才能打破這一宿命。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識到,沒有強大而獨立的工業體系,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從而提出建立國有經濟、集中力量實現工業化的設想。比如,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就提出發展國有資本、實行計劃經濟建設的思路。也正因為如此,從舊中國走過來的榮毅仁等愛國資本家也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擁護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社會主義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脆弱性和依附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承擔起現代化和工業化的任務。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一面,但是也有落后的一面。除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限制之外,一部分民族資本自身的缺陷也阻礙了其順利發展。一部分資本家哄抬物價、擾亂金融、施放“五毒”、擾亂市場,同新政權進行了幾次較量,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個別資本家向前線出售偽劣藥品、囤積物資、發國難財,同新生的人民政權萬眾一心、舍生忘死的風格形成了強烈對比。對此,周恩來曾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官僚買辦的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1]。”這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原因之一。

改革開放之后發展私營經濟,看起來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實際上,這時的私營經濟所面臨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30年基本建設和公有制經濟的建立,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條件。國家政治主權和經濟體系的獨立,可以使民營經濟不需要再依附權力和資本,就可以自主地發展,一大批民族企業家得到了施展的空間。這個過程告訴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與私營經濟對立起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成長起來一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家,今天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同舊中國的私營經濟、西方國家的私營經濟有著顯著的區別。

第二,中國的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決定了發展私營經濟和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并不矛盾。

今天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同舊中國的私營經濟、西方國家的私營經濟有著顯著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核心就是,中國的私營部門是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的私營經濟,從而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組成部分。這些社會主義因素包括:

——中國的私營經濟在政治上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其同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的根本不同。自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就把黨對私營經濟的領導放到重要議事日程,在大型私營企業設立黨組織,盡管私營企業黨組織并不如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領導核心作用那樣突出,但是畢竟可以保障黨的思想理論和路線影響企業。甚至有一大批有著黨政部門和國有企業從業經歷的民營企業家,在黨的建設方面也很規范和重視,把黨的政治和組織優勢轉化為規范企業管理、企業的競爭力。

——中國的一些民族企業家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繼承了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具備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責任感,有利于避免市場的盲目性和過度逐利。其中,當前中國民營企業的優秀代表:華為和三一重工就很能說明問題。華為是一家民營企業,但是在內部分配上實行全員持股,重視創新,總裁任正非在企業管理中,吸收了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組織文化,企業具有崇高的理想主義氛圍和凝聚力,積極參加國際競爭,成為電信領域走出去的引領者。京東的劉強東也多次說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國政府和私營資本之間是一種新型的關系,在資本和權力之間有一道防火墻。不同于西方國家,大型壟斷資本可以直接影響和操縱政權,中國的制度不允許資本影響政權,盡管目前確實存在著資本和權力進行交易的狀況,但是這種做法在中國是不合法的,也是不符合黨的紀律的。2016年3月,習近平同志以“親”、“清”二字概括新型政商關系,“親”就是黨政部門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幫助企業發展,搞好服務;“清”就是劃清資本和權力的界限,遵紀守法辦企業,不能通過權錢交易介入政治權力。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可以避免形成資本“贏者通吃”的局面,避免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源。

第三,強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并不會導致民營企業家擔心。當前民營資本投資乏力是經濟周期自身的規律造成的,并不能歸咎于我們強調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還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值得注意。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這么強調共產主義理想、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不是會讓民營企業家們擔心,甚至造成資本出逃?他們認為,現在經濟增速下降、民營企業不敢投資,是因為怕被“搞共產”,內心忐忑不安。這種看法需要澄清。

首先要說明,當前民間投資下降,是經濟周期自身的表現。有人說,中國共產黨又重新強調“革命精神”,強調“共產主義理想”,嚇得民間資本不敢投資了。那么這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在那些私有制為主、從來不講共產主義的西方國家,投資和經濟增幅也會周期性下跌,甚至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呢?

民間投資是對市場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的,也是存在周期性的,即使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私有制,私有企業的投資也有周期性變化,這是市場經濟自身規律的反映。當前民間投資下降,主要原因是過去十多年投資快速增長已經造成了產能快速擴張,而需求遇到瓶頸,產能過剩,利潤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放松對民間投資的監管并不能起到鼓勵投資的效果,即使有效果,也會在同時加劇產能過剩,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大困難。

中國共產黨自建國以來,從來沒有把民族企業作為革命的對象。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于民族企業也是在自愿的基礎上通過贖買的方式實現的公私合營。改革開放以來,對民族資本的保護程度更是在不斷加強,今天已經有了《物權法》等保護產權的法律,不可能再出現非法剝奪財產的行動。

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為私營資本劃出紅線,這恰恰不是為了限制其發展,而是為了讓民族資本更好地發展。中國共產黨奮斗的目標是共產主義,這是從馬克思開始就說清楚了的,即使不說,也是盡人皆知的。如果連這個都不敢理直氣壯地說,那么到頭來不是迷惑了別人,而是迷惑了自己。試想,如果一個政黨連自己追求什么都不敢公開宣布,那么民族資本會心悅誠服地跟黨走嗎?

相反,我們黨既強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又腳踏實地堅持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有人把這兩者混淆起來,是為了制造理論上的混亂。

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絕對不意味著要立即消滅私有制,因為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在目前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還要發揮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和私人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抑制其消極作用。只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把這個問題坦坦蕩蕩、大大方方說明白,給私人資本的發展劃出紅線和底線,既在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范圍內支持其發展、又抑制其消極作用,防止其影響國計民生和損害民族利益,是完全能夠為民族企業家所接受的。

當然,上述這些優勢要在制度上予以規范和定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既需要中國共產黨堅持自己的宗旨,也需要民族資本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那就是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民族利益、堅持社會責任,不做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損害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能夠始終堅持這些,那么中國的民營經濟和社會主義就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這是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和前提。

[1]周恩來. 關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66626/4489150.html

【江宇,察網專欄學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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