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系列挑戰,開展外交斗爭 ——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系列

經過長期不懈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中國國家發展處在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在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強大的綜合國力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開展得豐富多彩,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在中國國家利益尤其是核心與重大國家利益突出的時點,實施“建設性介入”?!皥猿知毩⒆灾?,就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轉載請注明來自察網(www.295954.live),微信公眾號轉載請與我們聯系?!?/span>

應對系列挑戰,開展外交斗爭 ——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系列

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風險與收益并存,挑戰與機遇同在。一方面,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深入發展,國際秩序變革和全球治理不斷推進,各國彼此聯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新興市場大國群體性崛起使得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和平發展大勢料難逆轉。另一方面,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信息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動蕩與危機頻繁發生,局部戰爭與“顏色革命”陰魂不散,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為中國的安全發展與民族復興爭取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需要不懈地外交斗爭。

一、獨立自主,統籌安全與發展戰略

獨立自主是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自新中國成立那天起,獨立自主思想就始終如一地貫穿在中國的外交實踐中。1949年,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講話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①]而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即使是在“一邊倒”的外交選擇下,在國家積貧積弱的情形下,新中國毅然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平等合作互利的基礎上,發展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

中蘇關系從友好同盟到交惡敵對,一個關鍵的原因,蘇聯共產黨動輒以“父子黨”而不是“兄弟黨”對待中國共產黨,并且把黨際分歧紛爭上升擴大到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紛爭,對于中國的內政外交橫加干涉與指責。為了維護獨立自主,為堅持真理,中國不惜巨大利益損失而與蘇聯決裂。在此后的“兩條線”“兩個拳頭打人”的時期,中國的獨立自主外交原則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安全與尊嚴,在“三個世界”的理論指導下,積極發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在美蘇兩極的中間地帶贏得廣泛的國際舞臺。在蘇攻美守的冷戰巔峰時代,中國日益擴大的國際影響力,是美國努力借重以圖扭轉戰略被動的關鍵籌碼。中國領導人運籌帷幄,如此才有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出現了“一條線”進而“一大片”格局,開啟了中國外交斗爭的新征程。

正是有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對外新格局,中國才能順利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下,中國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調整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同志繼承并發展了毛澤東同志的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奉行“不結盟”(不依附任何強國,不約束自己的手腳),“不打牌”(中國不打美蘇牌,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與“不當頭”(永不稱霸,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的外交政策。“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②]

經過長期不懈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中國國家發展處在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在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強大的綜合國力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開展得豐富多彩,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在中國國家利益尤其是核心與重大國家利益突出的時點,實施“建設性介入”。“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③]

學界一般認為,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上了“戰爭與革命”時代的烙印,是鞏固革命勝利成果,維護國家獨立與安全,以及出于意識形態劃線的需要。筆者認為,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是基于中國國家利益的一貫戰略策略,既是出于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出于國家發展利益的需要。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上,近乎沒有一個像樣的近代工業,作為現代工業的基礎的鋼鐵,其產量中國人均只相當于一把菜刀,而美國人均相當于半部汽車。工業化是國家富強的關鍵,是走向現代化的關鍵。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有鑒于此,新中國如何走上工業化進而現代化道路,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面前的艱難抉擇。

當時的世界,擁有體系性工業化能力的只有美蘇兩國。美國是絕無可能幫助共產黨中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長期對美國搖尾乞憐、百依百順,美國可以遠道運輸,甚至無償援助各類軍需物資,也要限制甚至禁止在中國進行重要軍工裝備生產。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雖然對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表示出極大熱忱,給予諸多重要幫助,但是尚沒有足夠的理由和決心,讓自己身邊崛起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然而,美國出兵朝鮮,給新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獨具慧眼的毛澤東果斷抓住了這個機會,正是“抗美援朝”將中國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牢牢綁定在一起。社會主義在朝鮮戰場上“只能勝,不能敗”使得毛澤東與斯大林成為事實的戰友,中國與蘇聯成為真正的同盟。救朝鮮、挺中國就是救社會主義、就是挺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以及斯大林在社會主義世界的領袖地位。

因此,沒有“抗美援朝”,中國就不能取得蘇聯的充分信任與慷慨幫助,就沒有東北的系列軍事裝備工程,也不會有后來的156項重大工業項目,從而也不可能順利而快速地步入工業化軌道。“抗美援朝”既是保家衛國、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戰略,也是中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發展戰略。在整個“抗美援朝”過程中,毛澤東靈活地把握著戰與和、打與談、大打與小打、進攻與防御的節奏,調動美國與西方資本主義這一敵對陣營之杠桿,與斯大林及蘇共之間展開了充分的合作博弈。深入研究與細致推敲,這個在冷戰剛剛開啟時的熱戰,兩個領袖、兩個大黨、兩個大國,在無產階級兄弟與各自國家利益之間,講情說理,一面精誠合作,一面斗智斗勇,堪稱博弈論的經典。正是這一偉大的博弈,為中國工業化贏得了必要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沒有獨立自主,沒有“抗美援朝”,就沒有中國的國際地位,就沒有中國后來長期和平的地區與國際環境。獨立自主是統籌安全與發展兩件大事的戰略選擇。

二、反霸權,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

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國際力量對比和敵我關系的變化,新中國自建立以來,就不斷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和原則始終如一:其一,獨立自主原則;其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其四,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原則。四項原則中,獨立自主是首要的根本的原則,其他三項原則都要包含也要服從獨立自主原則。

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盡管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實現民富國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是中國的最大安全,也是中國的最大利益。“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我們還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奮斗目標。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有和平國際環境。沒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④]

當今世界是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搞霸權主義,都是歷史的必然。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是當今世界戰爭與動亂的主要根源,嚴重威脅世界的和平發展,威脅中國的發展環境。因此,中國歷來堅定地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時任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有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第二句話是維護世界和平,第三句話是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和合作,或者叫聯合和合作。”[⑤]

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對世界經濟格局以及政治、安全形勢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歐洲等陷入重重危機、捉襟見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群體性崛起對西方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產生重大沖擊,西亞北非局勢動蕩引發蘇東劇變以來最大范圍的地緣政治變局,非國家行為體大量涌現并日益成為國際舞臺的重要力量。這個大變局,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在這個大變局下,各種國際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大國關系進入全方位角力新階段,圍繞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爭十分激烈,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局部動蕩頻繁發生,世界依然面臨著現實和潛在的戰爭威脅。”[⑥]

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中國以自己的歷史尤其是近代史即可充分證明自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并不刻意與某個國家或某一類國家為敵,但是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嚴重威脅世界的和平發展,威脅中國“聚精會神搞建設”的國際環境,因此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我們應該提倡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國家發展道路多樣化,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⑦]“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⑧]

中國不但要反對他國搞霸權主義,同時也會反對自己搞霸權主義。中國因改革開放而剛剛踏上致富的軌道時,鄧小平就指出,“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⑨]今天中國經濟坐二望一,正由富向強邁進,“現在,國際上有人擔心,中國發展起來后會不會也搞霸權主義、欺負別人。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中國已經多次向國際社會莊嚴承諾,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⑩]“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國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11]

今天,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進的程度空前加深,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這是中國人的審美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是中國人的道德觀。今天,從站起來、富起來正邁向強起來的中國人民,越來越和各國人民休戚與共,中國人民的夢想和各國人民的夢想緊緊相連。一方面,中國一心一意辦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為世界作貢獻。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不斷發展,中國已經并將繼續盡己所能,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就是中國所倡導的“共享發展”與“共同安全”。

世界各國聯系緊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匯合點。要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推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平衡發展,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基礎。要積極創造更多合作機遇,提高合作水平,讓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國人民,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多做貢獻。中國有句古話,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金磚五國來自四大洲,“為了構筑伙伴關系、實現共同發展的宏偉目標走到了一起,為了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走到了一起,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是我們共同的愿望和責任。”[12]

三、應對“修昔底德陷阱”,開展對美合作與斗爭

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能夠將一切資源(人也成為人力資源)變成商品,都成了交易對象,霍布斯式的敵人與康德式的朋友,都會成為洛克式的競爭對手。既是競爭對手,就會既合作又斗爭。合作,是因為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從與對方交往中獲得自己想要獲得的利益,如此經貿往來可以不斷拓展和深入;斗爭,是因為有彼此的分歧,有彼此難以可調和的矛盾,抑或存在著要價太高的利益。正因如此,對于美國,這個曾經在對抗法西斯時的朋友、民族解放與“無硝煙”戰場上的強勁敵人,改革開放后商場上的競爭對手,必須要充分評估,知己知彼,多做準備,做好準備,合作時有效合作,斗爭時積極斗爭,既合作又斗爭,才能使中美關系正常發展,才能確保中國的發展利益與安全利益。也就是說,美國要是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我們就應當組成國際統一戰線,同他作斗爭,要是對中國搞“顏色革命”,威脅中國的政治安全,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我們就堅決地不妥協地與他進行斗爭;除此之外,為增進彼此乃至地區、國際的共同利益,我們可以積極地耐心地與美國展開廣泛而深入的合作,勸導美國更多地放棄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做一個平等的國際合作伙伴。

“美國位于西半球,雖然不是我們的鄰國,但它是影響我國周邊安全環境的關鍵因素。爭取中美關系相對穩定并有所改善和發展,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對美國,我們還是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在有共同點的問題上,要爭取擴大同美國的合作;在涉及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問題上,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要進行堅決斗爭。”[13]以兩手對兩手,就是外交斗爭中的辯證法。

西方的國際問題專家熱衷討論“修昔底德陷阱”,認為根據歷史經驗,新型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亦如古希臘時期的雅典與斯巴達一樣。時間、地點、條件等諸多要素已經發生了全面轉移,西方專家學者為了某種需要,無限放大發揮這一歷史的“莫須有”,套用到現實國際關系包括中美關系上,把中美之間原本既合作又斗爭、斗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爭的復雜關系,競爭對手的關系,簡化為僅僅存在著斗爭關系,而且因為中國快速發展必然要替代美國而使得斗爭乃至戰爭不可避免,既不符合史實與現實,也缺乏應有的辯證思維與外交智慧。

問題是,中國的一些國際關系專家學者,缺乏獨立的研究思考,習慣人云亦云,跟著美國西方學界輿論界的屁股后面跑,成了跟風族,追星族。用很多似是而非的西方概念、命題、論述,來框定中國的理論與政策。所謂“俢昔底德陷阱”就是很好的一例。習近平總書記清楚地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有鑒于此,“我們愿同美方加深對彼此戰略走向、發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閡,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戰略誤解誤判。我們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鄰盜斧,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觀察對方。”[14]

“修昔底德陷阱”一個至多是“莫須有”的歷史假設,卻被當作歷史事實,進而演繹為很可能就發生在中美關系上的現實真實。因為有了“修昔底德陷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渲染“中國威脅論”。美國糾集盟國,“重返亞太”,把60%的??哲娏Σ渴鹪趤喬?,強化軍事同盟,企圖將中國封鎖在第一島鏈之內,如今再拾“印太”,拉印度下水,一起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強大,遲滯中國的復興進程。對美國的底牌,中國一定要心中有數,決不能聽信他的表面一套。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著眼于現實與未來,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規避“零和”競爭,以爭取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外部環境。這需要有大智慧。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旨在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旨在從戰略上給中美關系定好位,促美國與中國相向而行,探索出一個不同于歷史上大國沖突對抗的新模式。

美國和中國都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數一數二,因此中美兩國相斗惡斗,不僅傷及自身,而且還傷及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穩定。實際上,合作是中美兩國實現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要合作就要照顧彼此利益和關切,尋求合作最大公約數。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可以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沖突和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早在1979年,鄧小平先生就指出:兩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們從國際形勢的全局,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系。今天,中美兩國經濟總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貿易總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而且,中美兩國利益深度交融,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中美合作可以辦成有利于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雙方更應該登高望遠,加強合作,堅持合作,避免對抗,既造福兩國,又兼濟天下。”[15]

經濟全球化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美關系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出于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國際社會負責的態度,積極表示愿意同美國一道,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給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獲得感,給地區及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獲得感。經過中美兩國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兩國迄今為止已經建立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等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影響的重大問題,也扎實做好每個合作項目,這對兩國關系積極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支撐作用。“雙方要共同努力,把4個高級別對話機制打造成為中美增進互信的加速機、培育合作的孵化器、管控分歧的潤滑劑,為中美關系取得新的更大發展發揮積極作用。”[16]

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我始終認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美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增信釋疑,促進合作,確保中美關系始終不偏離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軌道。”[17]

四、應對“周邊安全陷阱”,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

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在上個世紀30年代,在黑龍江的黑河與云南的騰沖之間畫了一條線,該線接近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這是一條似乎帶有點神秘色彩的線,該線比較科學合理地劃分了中國的沿海與內地,在該線東邊即沿海地帶,集中了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生產力與財富,是中國的關鍵發展區域也是重要安全區域。近代以來,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主要集中在該區域,由此導致中國任人欺凌與一窮二白的悲慘局面。近代以來,中國真正的重大威脅(影響復興進程甚至亡國滅種)日益集中到海上。一段時期以來,威脅逐漸集中于美日同盟,逐漸形成東海、南海與臺海“三海”聯動,威脅中國沿海地區,妨礙中國實現統一,阻撓中國走向海洋。但是,美國不斷實施地緣戰略欺騙,一邊執著地重返亞太,另一邊鼓噪再拾“印太”,鼓動印度在中國西部邊界制造摩擦,誘導中國把注意力、戰略方位引向西部。

當然,論斷中國的戰略重心在沿海、在東南,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西北、忽視內地。中國雖大,但是沒有一寸多余的土地;中國有2.2萬多公里的陸地邊界線,但是沒有一公里的邊界線可以失守;陸上有14個大小鄰國,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低看一眼。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幾千年來,東西南北中,渾然一體,缺一不可。司馬遷曾經說過,“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18]“司馬遷語”配上“胡煥庸線”,似乎更有讖語與玄學的意味。歷史上,在中華大地上,確實有諸多“作于東南,收于西北”的重大事例,“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興自蜀漢”[19],所以“史圣”才能給出經驗性結論?,F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證明“作于東南,收于西北”;大革命“作于東南”,但是沒有“收于西北”,故半途而廢;改革開放“作于東南”,要想取得徹底的勝利,必須也要“收于西北”;新時代,新核心,必然“作于東南,收于西北”。東南與西北統一于中國,周邊安全是確保中國東西南北全方位安全的重要一環。

朋友可以選擇,鄰國卻不能搬走。中國與周邊國家山水相連、血脈相通、文化相融,經濟社會相伴,可謂唇齒相依,唇亡齒寒。“加強睦鄰友好關系,進一步穩定周邊,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周邊國家是我國重要的戰略依托。做好周邊工作,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是確保邊陲安寧、維護國內穩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是外交斗爭全局的需要。”[20]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奮力拼搏。但是,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良好的周邊環境。“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21]中國努力和周邊國家一道,共同參與,共同發展,共同建設一個與周邊國家共享的百花園。

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想發展,民族要復興,然而,那些身體已進入21世紀但是頭腦還在21世紀、處于冷戰狀態的西方專家們傾向認為,中國發展中華民族復興會終結美西方主導的世界,終結西方近代以來領先的文明。因此,世界強權霸權不愿中國發展,不讓中華民族復興,為此不斷在中國周邊煽風點火搞破壞,陰謀陽謀一起來,什么便利有效就搞什么來什么。所以,塑造周邊安全環境,也是對美西方戰略博弈的重要方面。對此,決策者非常冷靜明晰,所謂“周邊安全陷阱”,其實是美西方設的套,是一種離間計,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我們應當反其道而行之,針對周邊打好安全牌,要堅持亞洲安全觀,增強開拓和塑造意識,管控周邊熱點難點問題,建立安全合作機制,逐步增強對地區的掌控力,增進周邊地區的和平穩定。

親望親好,鄰望鄰好。中國主張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踐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建設和諧周邊,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發展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是我國周邊外交的一貫方針。要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常見面,多走動;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邊國家對我們更友善、更親近、更認同、更支持,增強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要誠心誠意對待周邊國家,爭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同周邊國家開展合作,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把雙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讓周邊國家得益于我國發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導包容的思想,強調亞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發展,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促進地區合作。這些理念,首先我們自己要身體力行,使之成為地區國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為準則。”[22]

要著力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宣傳工作、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人文交流,鞏固和擴大我國同周邊國家關系長遠發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關系親不親,關鍵在民心。要全方位推進人文交流,深入開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要對外介紹好我國的內外方針政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把中國夢同周邊各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區發展前景對接起來,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23]

五、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保障跟進國家利益

過去,中國與世界是分離的,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中學課本中的《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中國地理》與《世界地理》都是分開的,有些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那時,中國是世界的函數,中國近乎一直隨著外部世界的改變而改變。然而,曾幾何時,不僅是中國領導人舉手投足、音容笑貌在影響著世界,就連“中國大媽”都在改變著世界。據報道,“中國大媽”蜂擁金店,撐起了世界黃金價格,讓“做空”黃金的華爾街投機商損失慘重;“中國大媽”熱衷的廣場舞隨著出境游而跳出了中國,舞向世界。中國領導說話,世界傾聽;中國大媽跳舞,世界觀看。當然,世界不僅在聽、在看,也在說。但是,西方國家擁有話語權,所以他們說的,可以很方便很及時地傳遍世界。他們竟然說,中國的“走出去”是在搞新殖民主義,搞霸權主義,煽動“中國威脅論”,完全將他們自己在世界的所作所為生搬硬套到中國人的頭上。

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殖民他國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當今世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老路還能走得通嗎?答案是否定的。不僅走不通,而且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只有和平發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事實勝于雄辯。幾十年來,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強調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多次公開宣示,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我們在政策上是這樣規定的、制度上是這樣設計的,在實踐中更是一直這樣做的。”[24]曾經遭受殖民主義、霸權主義欺凌的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走出去”戰略持續推進,中國的海外利益日成規模、日趨龐大,由此形成了一個“海外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內地出境累計28萬人次,但是僅在2016年一年,中國內地出境就高達1.6億人次,而且每年還以約1千萬人次遞增。隨著中國積累的不斷提高,對外投資迅速成長,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投資大國,成為凈資本流出國,近年來每年對外投資都以千億美元規模遞增。過去曾流傳: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華人,哪里有華人,哪里就有中國的利益。過去“下南洋”,基本上是背井離鄉,實際是謀生存、去逃荒。一部近代海外華人史,說是一部心酸血淚史,一點也不過分。西洋、南洋一些國家,動輒掀起排華惡浪,往往不是一般的歧視、剝削、壓迫,而是殺戮,是趕盡殺絕。今天,由站起來、富起來邁向強起來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地“走出去”,遠遠不再是求生存,而更多的是謀發展,中國的海外存在與海外利益,不能再被視為“無主認領”而隨意任人欺凌處置。

但是,中國企業、中國公民“走出去”,無論是出境游、還是海外經商投資,都會遭遇到各式各樣、甚至完全不同于在國內的風險,如政治風險、匯率風險、人身財產安全風險等等。境外風險給中國外交提出了新任務新課題。此外,國際和地區局勢動蕩、恐怖主義、海盜活動、重大自然災害等都有可能對中國的海外利益構成威脅,國際市場、海外能源資源和戰略通道安全問題日趨凸顯。海外利益保護已經成為重大而現實的問題。外交是政治的延伸,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是中國外交責無旁貸的責任。中國外交官與駐外人員與時俱進,根據近些年來,中國外交的新情況新特點與新經驗,總結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為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不斷做出新努力新嘗試。但是,海外利益保護,外交部門不可能包打天下,一肩扛起,需要更多的部門、更多的機構、更多力量,在政府協調與彼此協同下,在尊重國際法與駐地法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到海外利益保護工作中來。

有鑒于此,中國的國家利益延伸到哪里,中國的安全邊界就應該拓展到哪里,中國的安全保障就跟進到哪里。國家安全戰略應與“走出去”戰略相契合,與“一帶一路”倡議相契合。我們不覬覦任何國家的領土、主權與利益,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堅決維護中國的主權與合法利益。為此,要注意科學界定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不能泛化,不能把一般利益上升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否則會造成資源和需求的錯配,透支國力,反而影響對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保護。海外利益保護,光靠外交照會與外交辭令不行,要有適當的行動能力與干預介入能力。因此,根據西方乃至世界經驗,中國必須適當發展海外情報力量與軍事力量,有步驟推動我國軍事力量、執法力量以適當方式“走出去”,加強維護海外利益的“硬實力”。

中國企業在海外經商投資,一個普遍的頭疼問題就是遭遇東道國或國際“非政府組織”(NGO)的滋擾,而不知如何恰當地、經濟地與這些NGO打交道,從而造成經濟損失、機會錯失與時間流失。國際市場競爭,時間就是金錢。因此,要拓展理論,更新理念,放松政策,適度發展中國的民間組織,鼓勵支持它們“走出去”,在境外,在國際社會,與各類NGO合作與競爭,從而為中國的企業在海外投資,贏得一個適宜的社會環境。

六、應對全球性挑戰,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今,全球性挑戰越來越多。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增長動力不足,貿易和投資低迷,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波動,多邊貿易體制發展面臨瓶頸,區域貿易安排叢生,國際經濟規則越發碎片化,越來越多的國家政策內顧傾向加重,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因素錯綜復雜,地區國際熱點此起彼伏,動蕩沖突戰亂不斷加劇;國際關系民主化一波三折,反全球化、反體制、反精英思潮暗流涌動;貧富分化、貧困問題、恐怖主義、難民危機、氣候變化、重大傳染性疾病、可持續發展、金融能源糧食網絡信息安全等等各類發展問題與安全問題,撲面而來,亂象叢生。全球化之下,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獨善其身。不論人們身處何國、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實際上已經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之中。與此同時,一種以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正在開始形成,并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共識。

全球性挑戰需要全球性治理。解決日益增多的棘手的全球性挑戰,需要世界各國人民齊心協力加以應對,需要世界各國政府同舟共濟、協調行動,尤其需要大國富國強國以負責任的精神努力擔當。然而,國際社會依然處于無政府狀態,貧富苦樂嚴重不均。西方國家不到世界1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約75%的資源,其中美國不到世界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約30%的資源。美西方國家為了一己私利,為了確保自己多吃多占,長期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尤其是近些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大搞“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亡也得亂,如此搞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國國自危;美西方金融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興風作浪,弄得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暴跌,相關企業被折騰得苦不堪言。過去,一個強大自信的美國,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美國從主導、領導全球治理中,獲得積極的霸權收益;今天,一個走向衰落的不自信的美國,恰恰是他昔日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公共產品的損壞者,美國從世界動蕩中渾水摸魚,獲得消極的霸權收益。

因此,要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就需要與美西方國家做持續的、堅決的、有藝術的外交斗爭。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入新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體制也到了重要的變革關頭。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群體性崛起,深刻地改變著當今世界的國際力量格局。“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F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25]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26]中國在積極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努力爭取全世界的共享發展,在努力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努力實現全世界的共同安全。2013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重要演講。他說,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017年1月,習近平同志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演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從莫斯科到日內瓦的四年多的時間里,習近平同志在國際國內重要場合100多次談及命運共同體,不斷向國際社會傳遞“中國聲音”、闡述“中國方案”。

“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27]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積極倡議,得到世界廣發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積極響應。

2017年2月10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載入聯合國決議;3月17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載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11月2日,第七十二屆聯大負責裁軍和國際安全事務第一委員會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寫入“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一步切實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兩份安全決議。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馬丁·雅克認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這就是摒棄叢林法則、不搞強權獨霸、超越零和博弈,開辟一條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文明發展新道路。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也是改變世界的偉大創造。[28]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斯·特里爾主編的《習近平復興中國》一書評價說,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綱領的全球治理體系,展現了對中國和世界各國關系長遠發展的戰略思考,也給國際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帶來新動力。[29]

[①]《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③]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

[④]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要點(2013年1月28日)。

[⑤]《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頁。

[⑥]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2012年12月26日)。

[⑦]習近平在巴西國會發表演講(2014年7月16日)。

[⑧]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⑩]習近平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2013年3月20日)。

[11]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12]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時的主旨講話(2013年3月27日)。

[13]江澤民《同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系》,《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頁。

[14]習近平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2015年9月22日)。

[15]習近平出席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并致辭( 2014年7月9日)。

[16]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2017年11月9日)。

[17]習近平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致辭( 2014年7月9日)。

[18]《史記·六國年表》。

[19]《史記·六國年表》。

[20]江澤民《同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系》,《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頁。

[2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

[22]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0月24日)。

[23]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0月24日)。

[24]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2014年3月28日)。

[25]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善搞得講話(2015年10月12日),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4日。

[26]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27]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28]班威《人類命運中的中國擔當》,新華每日電訊2017年3月3日第7版。

[29]班威《人類命運中的中國擔當》,新華每日電訊2017年3月3日第7版。

【江涌,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雜志2018年第1期,有刪節。作者授權察網發布。

「贊同、支持、鼓勵!」

察網 CWZG.CN

感謝您的支持!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維護費用及作者稿費。
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創作來回饋您!
如考慮對我們進行捐贈,請點擊這里

使用微信掃描二維碼完成支付

標簽: 國家安全

請支持獨立網站,轉發請注明本文鏈接:http://www.295954.live/theory/201803/416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