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兩種根本不同的解讀——評尹曙生“謝富治與‘楓橋經驗’”一文

尹曙生從負面人物謝富治說起,到全盤否定“楓橋經驗”,虛妄和無中生有地歷數“楓橋經驗”所帶來的種種危害和惡果,而“楓橋經驗”又是得到毛澤東首肯和充分認可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尹文在此劍指何人?其針對目標、所要批判的對象不是呼之欲出了嗎?須知,毛澤東仍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公認的偉人和第一代核心領袖,他的思想仍是上了黨章、上了憲法,是引領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尹曙生文章明批謝富治和“楓橋經驗”,暗向毛澤東發難、潑污水,是否既有違背黨章,又有違反憲法之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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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橋經驗”兩種根本不同的解讀——評尹曙生“謝富治與‘楓橋經驗’”一文

(作者按語:今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和發表“楓橋經驗”談話55周年,中央又將隆重紀念這一人民群眾首創的典型經驗。然而在50周年之際,習近平同志對新時代的“楓橋經驗”再次作出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之后,居然有一個自我署稱是安徽省原公安廳常務副廳長的尹曙生,以其特殊的博眼球身份,公然在一份向海內外發行的刊物上發表全盤否定詆毀“楓橋經驗”的文章,引起了浙江干部群眾的強烈義憤,專家學者紛紛撰文、開研討會予以批駁譴責,中央有關領導也旗幟鮮明地表明要嚴肅處理。后查明尹曙生多次在“XX春秋”、“共X網”上公開發表誣蔑抹黑黨和國家、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文章,政治影響極為惡劣。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我曾數次給其所在單位有關黨委和紀委負責人寫信,要求對尹曙生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進行批評教育,并視情作出相應處理,但去信都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轉眼五年瞬忽而過,“楓橋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依然在不斷創新發展,煥發出強大的生命活力。前不久,我已公開發表了“新時代的楓橋經驗從中國走向世界”,并以此為主題,給巴基斯坦高級警官研修班作了講座,反響熱烈。同時還執筆發表了調研報告“楓橋經驗在湖州公安的創新實踐”,近日正在校閱審定省內外專家學者共同完成的“楓橋經驗的時代之音”專著,年內即將印刷發行。然而,在意識形態領域,類似象尹曙生這樣公開向黨叫板,屢屢向我們國家主流價值觀挑戰并妄圖顛覆的人和事依然存在,并始終沒有受到黨紀黨規的嚴肅處理,這種極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態決不允許再繼續下去,在我們黨內決不允許有不受黨紀黨規約束的特殊黨員,也決不允許有違反黨的意識形態責任制,對黨內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的現象網開一面、放任不管的行為再存在下去了。鑒此,在紀念“楓橋經驗”誕生55年的這一時間節點,重新發表我的舊作,以期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2018.11.12.)

原文舊作:“XX春秋”(注:該刊物原是右派公知聚集發聲的一個平臺,現已被徹底改組)2014年第7期,刊登了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關于“楓橋經驗”的文章,我閱讀數遍,深感其既不客觀求實,又喜歡主觀臆斷,既不講政治道德,更缺乏學術精神,他在文章結論部分寫道,“‘楓橋經驗’是極左年代產生的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文件,以‘群眾專政’代替司法機關,幾百萬被群眾專政的四類分子的合法權益被剝奪殆盡,其悲慘遭遇令人慘不忍睹,家屬子女受到的歧視難以盡述”。作為一個在浙江從警數十年,長期從事“楓橋經驗”調研,與諸多“楓橋經驗”親歷者、實踐者、研究者交流、交往的老公安,有必要談談我了解的史實和一些觀點、看法,以正視聽。

一、還原“楓橋經驗”的歷史真貌

2013年10月11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在浙江杭州召開,會前,習近平曾指出,50年前,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了“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并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浙江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緊緊扭住做好群眾工作這條主線,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他還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楓橋經驗”是中國社會基層治理模式的創新實踐,五十年風雨坎坷,與國家、時代、改革開放同命運、共進退,是體現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在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方面的一個典范和品牌,而尹曙生為何要全力否定、反對,甚至給“楓橋經驗”扣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和不實之辭,先讓我們來還原一下“楓橋經驗”產生的歷史場景。

1963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據中央關于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派出省委工作隊到諸暨縣楓橋區,會同縣委在楓橋區的七個公社進行社教運動試點,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呂劍光帶領省廳和寧波地區公安處的30多名民警參加了試點工作。試點中,有一段時間以開展對敵斗爭為主,當時規定,在社教運動中,除了現行犯,一律不捕人,盡量縮小打擊面。在7月到9月的調查中掌握全區6.5萬人共有911名四類分子,其中,有較嚴重違法行為的163名,占總數的17.9%。群眾中揭露出來的主要問題是六十年代初,國家經濟處在困難階段,國際上反共反華勢力猖獗,特別是1962年臺灣國民黨多次派遣武裝特務竄犯大陸,圖謀反攻復國,四類分子中,有的記“變天賬”、寫反動詩,有的要求收回土改時分給貧苦農民的房子、財產等,還有不少人利用“酒色財氣”腐蝕拉攏基層干部。鑒此,一部分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要求逮捕45名四類分子。省委工作隊隨即組織他們學習政策,在群眾中展開討論,是“文斗”(即擺事實、講道理的說理斗爭)好,還是觸及皮肉的“武斗”好?是少捕人好?還是多捕人好?通過討論,統一了思想,在會上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并允許當事人申辯,沒有逮捕一人。1963年10月下旬,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向當時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匯報諸暨社教運動中沒有捕人的情況,毛澤東說,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并指示要好好總結經驗。11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公安部擬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時批示,“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縣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過了兩天,11月22日,毛澤東與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汪東興談話時又說,你們公安部,日常的具體工作很多,如鞏固邊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國使領館的案件等等,這是經常要做的。還要研究情況,提出一個時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群眾工作做好了,可以減少反革命案件,減少刑事案件。我們公安工作,歷來是與蘇聯的不同。諸暨縣有經驗,要好好總結一下,整理一個千把字的材料批發下去,回答兩個問題:①群眾是怎么懂得這樣去做的;②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材料要短一點,長了沒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們經常要蹲點,做這種工作。毛澤東關于“楓橋經驗”的批示、指示精神,更多、更充分地是反映在講話之中。按照毛澤東的要求,省委責成公安廳組織專門力量總結“楓橋經驗”,初稿約有兩千來字,后來公安部副部長凌云又進一步幫助修改,最后經省委和公安部討論,形成《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由省委工作隊、諸暨縣委共同署名。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為新人的指示》,同時附發了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楓橋經驗”由此聞名全國。1965年6至7月,公安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公安會議。經查,1964年、1965年“這兩年是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來捕人最少的年份,實踐證明,實行依靠群眾,少捕、矛盾不上交,收到顯著成效。”

二、“楓橋經驗”的發展歷程

在改造四類分子過程中產生的“楓橋經驗”,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其內涵與外延也在不斷豐富和創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楓橋在維護社會治安時,先后成立了監督改造、矛盾調研、幫助教育、安全檢查四個組,解決了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尤其是創造了依靠群眾,關心、教育、幫助懶漢、二流子、流竄犯改正的經驗,受到公安部高度評價。1965年12月,浙江省公安廳匯集了11篇學習、發展“楓橋經驗”的典型材料,供全省公安機關借鑒學習。

文革十年動亂中,公檢法被砸爛,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肆意詆毀“楓橋經驗”,批判其為“修正主義樣板”、“資產階級人性論”、“和平改造的黑旗”,對堅持“楓橋經驗”的干部進行批斗、迫害,對治保人員罰站、關押、吊打、批斗、游街等,致使“楓橋經驗”在很長一段時間蒙污,未能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然而,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有生命力的經驗,是任何力量也摧垮不了的。文革結束后,青少年犯罪曾一度大幅上升,治安秩序混亂,楓橋的干群又創造了幫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違法人員經驗,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經常派員到楓橋蹲點、總結經驗。特別是1977年10月,公安部委派一局副局長趙明帶領工作組到楓橋長期蹲點,會同省地縣公安局組成四級聯合工作組,調研、總結、推廣“楓橋經驗”,尤其是總結了依靠群眾制訂《治安公約》,通過民主評審給“四類分子”摘帽的經驗,在全國開了歷史先河。浙江省公安廳黨委向省委、公安部作了專題報告,認為“對改造比較好的‘四類分子’摘帽的經驗是可行的,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公安部給予很高評價。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下達《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2月5日,《人民日報》以“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為題,發表長篇通訊,介紹楓橋區落實政策,給“四類分子”摘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經驗。這是楓橋干部群眾在新形勢下為全國普遍開展“四類分子”摘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力量,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又一重大貢獻,是“楓橋經驗”在新時期、新發展的又一新成果。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楓橋經驗”也與時俱進,工作著力點也及時轉移到依靠群眾,維護社會治安,保障經濟建設上來。在這過程中,一度曾有人提出,“四類分子”都摘帽了,“楓橋經驗”過時了;有的認為“楓橋經驗”是計劃經濟、封閉時代產生的經驗,在改革開放中不適用,甚至有人說是極“左”路線的產物等等(實際上比尹曙生現在著文說得更早),因此一時也受到冷落。面對責難非議,楓橋人民不動搖、不氣餒、不停步,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充分發揮基層治保組織作用,依靠群眾對違法人員進行教育改造,同時做好犯罪預防工作,防止各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楓橋鎮先后成立了治保會、聯防隊、消防隊、人口協管員等四支群眾性治安隊伍;實行“五個依靠”,一是依靠群眾就地化解民事糾紛;二是依靠群眾就地挽救違法人員;三是依靠群眾加強公共復雜場所管理;四是依靠群眾強化企業內部防范;五是依靠群眾偵破刑事案件,并把治安管理和樹立良好道德風尚結合起來,從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情況下,保持了捕人少、治安好、經濟發展快的良好局面。

1993——2009年全國、浙江省與楓橋刑事案件對照統計表

“楓橋經驗”兩種根本不同的解讀——評尹曙生“謝富治與‘楓橋經驗’”一文

上述十八年刑案的列表比較,可以雄辯證明,“楓橋經驗”誕生地的社會治安、刑事發案率不但年年低于浙江省,而且有十二年,即2/3的年份低于全國年均水平,且浙江是中國的經濟大省,諸暨是浙江的經濟強市,楓橋又是諸暨的經濟強鎮之一,保持如此良好的治安記錄,堅持“楓橋經驗”的功績實不可沒。

(楓橋公安派出所為維護轄區安全,提高公眾安全感,從2008年開始,將刑事案件立案標準從原來的財產損失2000元,改為600元;將有手段的意圖案件,比如撬門入室意圖盜竊,但未撬入、未失竊的案件,也立為刑事案件,故2008年始案件數增多。)

“楓橋經驗”從早期的主要化解民事糾紛,諸如家庭、婚姻、鄰里、山林、水利、宅基地等矛盾,到改革開放深化后新產生的社會矛盾,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勞資糾紛、工傷醫療、交通事故、環境污染、財務管理、合同糾紛、外來務工者與本地居民糾紛等等,都發揮了積極有效的社會功能和顯著作用;從早期的《治安公約》到后來的《村規民約》,在實踐探索中,還形成了“四前”工作法(即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防范前,防范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矛盾激化前),以及“四先四早”的工作機制(即預警在先,苗頭問題早消化;教育在先,重點對象早轉化;控制在先,敏感時期早防范;調解在先,矛盾糾紛早處理),從而大量地消解了人民內部的矛盾糾紛,以及一般性的治安問題和輕微刑事案件,基本上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發展快、社會文明進步”的良好局面。

黨的十六大以來,浙江在全省范圍內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使其逐步成為深化平安建設、維護和諧穩定、推動科學發展的成功經驗。特別是2004年5月,在習近平同志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期,作出了建設“平安浙江”的重要決策,以加強和創新群眾工作為主線,創造了鄉鎮(街道)綜治工作中心、綜治進民企、“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領導干部下訪約訪等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特色工作;全面推廣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構建大調解工作體系,社會信訪總量呈逐年下降趨勢;同時,堅持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動員、組織、協調各種社會資源,創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把源頭預防和末端治安結合起來,把各種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確保了浙江省以約占1%的國土,約占全國4%的人口,創造了全國約7%的經濟總量。2013年度,浙江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絕對水平居全國前列,分別為全國的1.4倍和1.8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13年列全國各省、區首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連續29年同樣居全國各省、區首位。這一切,都與浙江人民堅持貫徹、發展“楓橋經驗”,構建平安、和諧、良序、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三、“楓橋經驗”再解讀及尹文之謬誤

綜上簡述“楓橋經驗”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一是可以看出,“楓橋經驗”的實踐探索主體始終都是楓橋當地的人民群眾,以及推廣后全省各地的干部群眾;二是五十一年風雨春秋,“楓橋經驗”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不斷地創新、豐富其內涵,雖然在不同歷史階段,也受到來自右的或極“左”等不同方面的非難、質疑,干部群眾遭遇打擊迫害,然而,畢竟“青山遮不住”、“大江東流去”,“楓橋經驗”與時俱進,歷久彌新,其影響力、正能量在不斷聚集擴展,青春煥發,一切歪曲、抹黑、污蔑都是徒勞無益的?,F將“楓橋經驗”的重新解讀與尹文的謬誤和不實之辭聯加評析。

1、“楓橋經驗”的精髓和毛澤東批示、講話的思想核心是“群眾路線”,而尹文卻主觀歪曲和惡意篡改為“群眾專政”,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論斷!尹曙生把“楓橋經驗”的“最大特點”概括為“實行群眾專政”,他個人臆斷“這樣做的好處,可以節約執法成本,可以在群眾中強烈地、人為地樹立對立面,用一部分人壓制另一部分人,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在尹曙生的筆下,“楓橋經驗”從誕生之日起,發展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是不是成了充滿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暗無天日的國家呢?讀者自有公論,事實完全不是這種景象。當年毛澤東強調,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群眾路線這一思想,不但貫穿了毛澤東的一生,包括對“楓橋經驗”的批示、講話,也是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工作方針。中共從星火燎原到奪取政權,從新中國建設前三十年,到改革開放后三十六年,無論是革命還是執政,群眾路線始終是黨所堅守的紅線、主線,是黨和人民克敵制勝,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傳家法寶。“楓橋經驗”的歷史發展,楓橋人民的實踐探索,從對敵斗爭到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再到全面改革開放,今天又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時代社會在變,經驗的內容形式在變,但核心思想、精髓脈絡相承不變,即始終不忘人民群眾,堅持群眾路線,化解各種糾紛,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當前正在全國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哲學意義上說,其主題也正是突顯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強調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一唯物史觀的精髓。而尹文卻憑主觀臆斷,給“楓橋經驗”扣上“群眾專政”的黑帽子,用文革語言、用恐怖聯想、把中國描繪成無法無天的黑暗社會,對“楓橋經驗”大加撻伐,既粗暴,又專斷,很不厚道。

2、尹文的標題很觸目,把一個負面角色與“楓橋經驗”緊密掛鉤,吸人眼球,使人浮想聯翩。謝富治何許人?年輕的同志知道得很少,但很多老同志,尤其是老公安都會知道,六十年代時任公安部長,文革中隨“四幫人”站隊,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在人們心目中,形象不好,是個負面人物。尹文把楓橋干部群眾首創,浙江地方黨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總結提煉的“楓橋經驗”,偷換成由謝富治主導,似乎在他一手操縱、掌控下搞出的“楓橋經驗”,那人們往往邏輯地推導,壞人還能搞出什么好經驗?尹曙生作為一個公安老人,還曾擔任一定領導職務,不會不懂得,公安機關實行“雙重領導”,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即以地方黨委、政府領導屬地公安為主,業務由上級公安指導、主管;而且凡事不能脫離當時的客觀歷史、背景條件,一個以公安對敵斗爭為主的總結材料,受到毛澤東充分肯定,公安部參與調研、修改,經過公安部長的認可,就程序過程而言,是很正常自然的事。而尹文卻要特別強調謝富治與“楓橋經驗”的密切關聯,但其文內容幾乎看不到謝富治在“楓橋經驗”的實踐探索中究竟起何重要乃至關鍵、主導作用?尹文故意要將一個負面人物生拉硬扯地與“楓橋經驗”強行掛鉤、凸顯,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的政治用心?!

3、在談及“楓橋經驗”時,毛澤東曾有一段針對公安機關的精典言論,發人深省。要教育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即人們群眾協助公安機關搞好當地治安,如群防群治,就地教育改造“四類分子”、輕微違法人員等。又說,“群眾工作做好了,可以減少反革命案件,減少刑事案件。我們的公安工作,歷來是與蘇聯的不同。”故中央強調社教中,除現行犯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少捕人。而楓橋做到了依靠群眾不捕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這樣,既減少了案件,更減少社會對立面,使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于國于民都有利,這實際上體現了毛澤東和黨中央一貫的政策思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從基層基礎工作做起,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和諧安定。毛澤東所說,我國公安工作與蘇聯不同,關鍵是不搞孤立主義、神秘化,不搞脫離群眾的單純辦案,歷史上,蘇區打“AB”團,延安時期搞“搶救運動”是有教訓的。從建國至今,中國公安一直強調專門機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楓橋公安派出所,更是積數十年之經驗,創造性地提出“群眾警務”概念,即公安機關堅持以民為本,一切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預防、控制、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過程中,堅持走群眾路線,相信、依靠、組織、發動群眾共同預防違法犯罪,警民聯防,共建平安和諧社會;而警務工作的優劣,治安秩序的好壞,社會安全感和滿意度最后要由人民群眾來評判,是老百姓說了算。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警務概念和經典品牌,揭示了我國公安工作既不同于美英西方國家,也不同于前蘇聯的政治屬性和工作方針,體現了中國公安的獨特性和優良傳統、內在動力。毛澤東還提出,材料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群眾怎么懂得這樣去做?二是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還要求各地經過試點,推廣去做。這些話語再次突顯了毛澤東終生強調的群眾觀念、群眾路線思想;又具體闡述了蹲點試點、解剖麻雀、以點帶面、全面推廣,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路徑。這既是他的個人思想,又是黨的路線方針,同時更明確、更具體地指出了中國公安工作的正確方向和行為準則,成為黨和國家、公安機關的寶貴精神財富。而尹曙生卻根本無視或故意歪曲“楓橋經驗”乃至毛澤東的基本思想實質,或斷章取義,唯我所需,或隨意裁剪,主觀曲解,作為一個有公安經歷的人,卻完全不談或有意避談公安機關的本質屬性和光榮傳統、政治優勢以及主流成就,而把當時歷史條件下存在的問題、缺失、錯誤突出強調,放大、上綱,其用意目的人們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嗎?

4、用選擇性、非客觀公允的數據說事,硬往“楓橋經驗”上栽贓,實乃尹文不誠實、不道德的一種障眼手法。通觀尹文全篇,從1958年敘事到1962年這五年中,篇幅占了全文約半,講了一大堆極“左”路線和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的“罪惡史”,而此時離“楓橋經驗”產生的時間還有一大截。真正談到“楓橋經驗”的篇幅只占了約四分之一,而前掛后連,批“楓橋經驗”,污名、詆毀的篇幅卻占了四分之三。尤其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楓橋經驗”在文革時期被批判為“修正主義”、“人性論”、“右傾樣板”,被拋棄擱置,而在尹曙生的筆下,卻硬要把文革中北京、湖南、安徽等地極“左”造成的惡果聯到“楓橋經驗”上予以清算,真是顛倒黑白,惡意栽贓!事實上,“楓橋經驗”的誕生,對于糾正當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左”的思想和行為偏差是有積極、正面意義的。此外,尹曙生還引用所謂《人民日報》1979年2月5日報道寫道,文革后,楓橋“四類分子”的總數比社教時增加了3倍,經查,《人民日報》1979年2月5日的報道,其實是對“楓橋經驗”和楓橋地區率先給“四類分子”摘帽的充分肯定。報道原文中是這樣說的,“楓橋區共有十三個公社,十三點七萬多人 (“楓橋經驗”產生時僅在全區七個公社試點,為6.5萬人口),去年5月(1978年5月)以前,還有四類分子一千零五十五人。”“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其他都要在最近一律摘帽”。在文章最后一段又報道,“據不完全統計,楓橋全區歷年(文中未交代“歷年”是從何年截止何年,也可理解為從1949年至1979年)戴帽的有三千二百七十九名四類分子。他們的直系親屬就有二萬三千多人,其中在外地工礦企業、國家機關工作的就有五千八百多人;在臺灣、香港、澳門的有一千六百多人;在國外的有七十人,大多數地、富分子和犯有歷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家庭已經有了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社員、干部都深有體會地說: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報道中先后出現兩個不同數據,如果作學術探討,應客觀引用數據,將兩組數據分別列出,并加以分析,或讓讀者自己研判。而尹曙生有意回避此時的楓橋區已由1963年試點時的7個公社增加到13個公社,人口也增加了約一倍多。不顧區域和人口有很大變化的前提,籠統或有意誣斷,“經過15年時間,楓橋區四類分子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3倍”,似乎這就是“楓橋經驗”所結的惡果。從中可以看出,尹曙生利用的恰恰是讀者往往不去深究數據變化的原因以及偷梁換柱的手法,實無半點科學精神和實事求是之心。這里且不說從“楓橋經驗”誕生到后來歷經15年,人口、行政區域的變化調整,而要將文革十年的非正常、特殊歷史時期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都歸罪到本身也在文革中受批判、被否定的“楓橋經驗”上來,豈非毫無道理?另外,尹曙生所引用的《人民日報》數據也完全是根據自己的愛好、政治所需,只引用看似對自己有利的一組數據,而不提“還有四類分子一千零五十五人”對自己不利的數據。在此,尹曙生連一點客觀公正的學術姿態都不見了,為何要采取這些不誠信的無良手法,豈不引人深思嗎?

5、不知作者目前還是否中共黨員?如是,我想你應知黨還是有政治紀律的,共產黨員應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公開場合不發表與黨的主張相反意見。而內部爭論,向上級領導、組織反映,申訴不同觀點、意見都是黨員權利,是正常、正確的做法。“楓橋經驗”從黨的第一代、后幾代中央領導都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專此發文,去年還剛召開全國性紀念大會,而你的公開反對,甚至要全盤否定、推倒“楓橋經驗”,是否有違黨的政治紀律,請酌。尹曙生從負面人物謝富治說起,到全盤否定“楓橋經驗”,虛妄和無中生有地歷數“楓橋經驗”所帶來的種種危害和惡果,而“楓橋經驗”又是得到毛澤東首肯和充分認可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尹文在此劍指何人?其針對目標、所要批判的對象不是呼之欲出了嗎?須知,毛澤東仍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公認的偉人和第一代核心領袖,他的思想仍是上了黨章、上了憲法,是引領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尹曙生文章明批謝富治和“楓橋經驗”,暗向毛澤東發難、潑污水,是否既有違背黨章,又有違反憲法之嫌呢?

最后,我不知尹曙生有沒有、有多久沒到浙江楓橋了,歡迎你到楓橋實地走走、聽聽、看看,實際接觸一下“楓橋經驗”的親歷者、實踐者、當地的干部群眾、浙江的專家學者,使你對“楓橋經驗”的產生、發展、意義、作用有一個全面、客觀、正確的認知。

【朱志華,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國際關系學會理事,浙江省社科院特約研究員,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兼職研究員,浙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客座教授,浙江省當代國際問題研究會副會長?!?/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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