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態強盜資本主義和特務黑幫橫行是香港問題的本質

香港回歸前黑幫橫行,這些黑幫基本上被西方情報機構控制。香港回歸前,大陸政府對香港黑幫采取了強硬態度,將其頭頭叫到北京當面訓話,所以香港回歸后香港的黑幫沒怎么炸刺兒,表面上看,許多都洗白了。但是西方情報機構并通過臺灣情報機構與香港黑幫的關系,是上百年打成的鐵哥們兒,在關鍵的時候,他們聯合起來的力量仍不容小覷。實際上大陸對香港黑幫內部深層的結構和關系,至今仍不甚了了。但是大陸對香港黑幫的強硬態度所發揮的效力,值得大陸總結。

病態強盜資本主義和特務黑幫橫行是香港問題的本質

【作者注:這篇文章是2016年寫的?!?/blockquote>

有一次,我在香港乘出租車,司機問我喜不喜歡香港,我說不喜歡,因為香港商業氣太重,沒有文化味兒。司機說,我們自由啊,我們世界自由度第一。我問他,你買房子了嗎?他說,沒有,買不起呀。我說,那你覺得這個自由有意義嗎?他沉默了。我給他講了一些內容后,他說,這樣啊,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這些啊,不過我還是要想一想。

西方智庫和媒體長期對香港經濟現實的扭曲解讀與宣傳,毒害了香港大眾,他們從來沒有想一想,他們引以為傲的主體價值和他們低下的經濟社會處境為什么能長期同時并存,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這種扭曲之所以大行其道,因為它符合上層階級和所謂知識精英的社會根基和自身利益。

一、香港的中上階級和知識精英根子是反共和反社會主義的

香港最重要的社會特點,就是它是個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這些移民原本的社會屬性和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今天香港社會的價值取向。

有資料說,英軍占領港島和九龍時,原住居民不過幾千人。香港最早的大規模移民是太平天國時期,以后的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引發了大規模移民。解放后,由于某些原因,又引發了持續不斷的偷渡潮。改革開放后,又有許多大陸先富起來的人以投資移民的方式獲得香港身份。

香港移民的經濟特點是,大量內陸的富豪躲避戰亂或怕被沒收財產或因腐敗抽逃資金,攜巨資不斷涌入香港,這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同。其他地區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窮人,而香港的移民,富人占了很大比例。源源不斷涌入的富人及其知積分子后代,占了香港人口的近一半,其數量之多,在社會上份量之重,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這些富人移民及其知識分子后代塑造了香港經濟社會的三大主要特點。

首先,源源不斷涌入的大陸資本支撐了香港的畸形繁榮,塑造了香港經濟的強烈寄生性。

我們剛到香港租的第一套房子,業主是個上海人,解放前逃到香港,陸續買了10多套房出租,90多歲了還親力親為。我問他為什么不投資點別的,他說房產最保險,輕松,收入也高。香港沒有什么真正像樣的企業家,原因就在這里。

香港經濟的寄生性還表現在,多數最繁榮的產業都是大陸經濟的中間商,利用大陸被封鎖只能通過香港面對世界情況下對大陸進行盤剝。

以房地產、金融、航運和代理為支撐的香港經濟,就像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靠大陸源源不斷的“輸血”支撐著,一旦大陸開放,香港的經濟將無以依附,必將沉淪下去。

香港的“輕制造業”曾有過短期繁榮。80年代香港制造業的人口有百萬之眾,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萬人,占比也只有區區4.5%,在這樣的一個年代中,香港制造業共淘汰了77萬勞動人口。

香港“輕制造業”的衰落,完全是因為香港經濟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香港的“血汗工廠”模式使其不可能在創新、轉型、升級和創造品牌上走出一條路,當出現土地、資本、勞動更廉價的地區時,企業會即時轉移,不但使香港經濟空心化,而且將“血汗工廠”帶入新地區。

現在許多人都忘記了,改革開放之初,正是許多港臺資本在大陸的工廠制造了許多慘案,這些資本家不但沒有受到懲罰,甚至都沒有懺悔。

大陸改革開放后,香港中介地位的逐漸消失和血汗工廠的逐漸轉移,使香港經濟空心化,中央和香港政府又推出自由行,繼續為香港的寄生經濟輸血,不但沒有促進香港經濟的轉型,反而給香港社會秩序帶來擾亂,引起了巨大的不滿。

把一個有上百年寄生根基的經濟體轉變成一個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創造型經濟,這基本上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一個最鮮明的事例就是,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乘著高科技網絡大潮,低價搞了一塊地,要搞“數碼港”,結果,這個“數碼港”只是又一個住宅房地產項目的名稱,就連這個項目內的“數碼”網絡都不通暢。

其次,逃出大陸的富人把舊中國的勞資關系和對窮人的歧視帶入香港,幾十年變化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都對強盜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結構進行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它的核心是“損有余而補不足”,通過稅收剝奪富人來補貼窮人,公共事業和重點產業。

而香港始終沒有進行這樣的改革,相反,卻將土地等公共資源的收入去補貼富人,實質上是窮人補貼富人。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提到。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

【你可能會像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一樣認為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然而除了對外貿易,該市場并不自由,它反而是——香港一位富豪曾對我如此形容——“一碗鮮美的魚湯”。這碗湯只有少數人能喝到,卻令大眾變得更加貧困,引起人民不滿,并間接造成嚴重污染?!?/blockquote>

下面的數據分別來自《金融時報》和其他媒體的不同文章:

【“根據香港樂施會的報告,香港的貧困家庭依然有45萬戶,總共70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數字高達117萬人以上,貧困率高達17.6%。香港有著世界上非比尋常的基尼系數0.537,貧困分化極為嚴重。”
“2013年初統計,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億元港幣,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億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數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幣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價格指數則增加了90%,奶粉價格增加100%,牛肉價格增加了233%,貧窮人口從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
“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GDP估值進行計算發現,香港十大富豪的總家產相當于香港GDP的35%。”
“根據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研究,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有人群控制著77.5%的財富,高于2007年的69.3%。”】

香港貧富差距的程度全世界絕無僅有,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香港的麻煩還在于,香港整個意識形態和輿論傾向都是不利于中下階級的。香港的教育和輿論工具都掌握在上層階級手中,他們摒棄了中國的仁政傳統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歐美盛行社會主義福利政策與思想,而將弗里德曼主義引用為唯一的意識形態依據。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香港是世界上唯一基本延續了舊中國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的勞資關系,并在意識形態上加以固化的強盜資本主義地區。

第三,逃到香港的大陸富人及其后代,他們天然就是仇共反共的。

據香港作者佘達明在《信報》所寫文章稱,這些恐共反共的富人及其后代,有200至300萬人之眾。香港的中下階層在人數上并不占有絕對優勢,這種情況決定了香港社會的基本意識形態傾向。

香港民主派的領導人李柱銘,反共名筆練乙錚,人民力量的袁彌明等等,都是逃亡反共人士后代的代表。香港的民主派,根子里就是反共派,民主不過是個幌子。英國以總督獨裁方式統治香港,這些人就從來不反,也不要求民主,香港要回歸了,他們才想起民主這回事,充分暴露了他們的虛偽。

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知識分子有個根本的不同。

西方知識分子受的是游牧型社會關系和基督教信仰的雙重傳承,根本沒有國家民族的認同傳統,現代民族國家在西方不過只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少數長的如法國、英國,也不過幾百年。西方知識分子強烈懷疑國家約束力和個人利益至上的個人主義是深入骨髓的。

而中國知識分子受中國幾千年士精神的傳承,有強烈的國家民族認同感。許多人,從家庭的角度并不認同共產黨,但從國家民族的角度認同共產黨對國家民族擺脫屈辱歷史實現復興做出的貢獻。

香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有這兩方面的影響,又由于他們的商業出身和香港濃厚的商業氛圍的浸染,在他們身上表現出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他們有反共的基礎,但在政治傾向上,則取決于利益輸送。

二、英國殖民者的賄買政策對中上階級的政治態度有重要影響

對此,英國殖民者非常清楚,他們對上層知識分子進行了大規模的賄買政策。

許家屯說:

【“在組織、人事上,英國人對高級人才和公務員隊伍早就布局謀篇;在財政預算上,英國人執意要修機場、大橋,上大項目,我到香港時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億港幣,到移交時支出竟達一千多億;香港本來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祿超過美國總統,英國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務員待遇,高級職員,多數是英國人,最高達30%多,一舉三得:收買了人心,留下了難題,又趁機大撈一把;連香港有些社會基層細胞──屋村委員會,英國人都控制,甚至請英國退休人員來管……”】

香港的公務員,公營企事業管理者和大學講師,一方面享受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可與之相比的高薪,另一方面還享受政府的住房優惠。一方面,他們帶動了整個香港中產階級的高收入,另一方面,這個高收入的中產階級支撐了高房價,并通過重復置業和炒賣出租等方式獲得了巨額財富。

香港沒有累進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社會保障稅,稅基和稅入都少,香港也沒有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退休金養老金,港英政府用什么來支撐上層知識分子的高收入呢?很簡單,就是土地收入。

在我的文章《房地產政策是香港回歸后最大的失誤》中我們指出,港九土地是公共資源,用出售公共資源的收入補貼上層階級,其實質是“損不足而補有余”,是窮人補貼富人,這顯然是為了鞏固殖民統治而實施的極不公平的政策,它確實起到了收買上層中產階級的作用。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我所在區不同派別的3個競選者,他們發的材料都有一條:反對在區內建公屋,我很奇怪,問為什么,回答是,建公屋,你們業主的物業價格就會下跌呀。這說明,香港的所謂政治精英是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來參與政治活動的。

正是這個上層中產階級與地產巨富形成了地產利益共同體,反掉了董建華的“八萬五”計劃,在曾蔭權時期通過無所作為開始激怒下層群眾,撕裂香港社會。在梁振英上臺前,企圖推舉能夠維護他們利益的人,在梁振英上臺后,又與民主派暗中勾結,給施政制造阻力。

正因如此,梁振英政府雖然有一些改變的想法和舉措,但舉步維艱,左顧右盼,搞的人人都不滿意。所謂的建制派已經分裂,其中許多人對中央大政方針已經開始陽奉陰違了。

三、情報機構和黑幫是香港社會的毒瘤

香港社會的的另一個特點是特務和黑幫橫行。

西方情報機構在香港經營了幾十上百年,大陸解放后更成為顛覆活動的主要基地。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前后,也在香港布下大量特務,加上舊軍政人員和舊社會的黑幫勢力紛紛逃往香港,這些情報和準情報人員數量十分巨大,有人估算大概有十多萬之眾,其在地區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遠遠超過任何國家和地區,這個與大陸敵對的龐大情報系統對香港社會的滲透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千萬不要認為活動在香港的這個西方情報圈子只活躍在香港,他們以香港為基地對大陸的滲透極其巨大。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那一年他們把幾十人通過他們的地下管道秘密運送出境,大陸的公安國安圍追堵截,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大陸在香港回歸前,以信仰為基礎所培養起來的情報系統和親大陸組織,都已經被經濟利益瓦解了。許多人成了打著大陸情報機構名義,做兩地生意發了橫財的暴發戶。而大陸的情報機構由于歷次運動早已名存實亡,在這場以香港為基地的情報戰中,大陸的情報機構輸的連褲衩都丟了。

許家屯在《香港回憶錄》指出:

【“人們只說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其實,它還是‘間諜中心’!”許家屯承認,各路間諜云集香港,香港是英國的遠東情報中心,美國與中國建交之后,本來情報中心在北京,后來也轉移到香港;情報人員人數最少的是蘇聯,因為很長時間中國與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報受到很大限制,香港也沒有讓它與其他大國一樣設總領事館。”】

新華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間諜的“眾矢之的”,

【“光對我們竊聽電話、攔截電訊,對方就用了幾百人。新華社有的領導人辦公桌下面被偷偷裝設了竊聽器。新華社有一大一小兩個保密會議室,由國家安全部派專人來裝設反竊聽設備,對付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竊聽手段,但還是不保險。我與北京通電話,準備讓它偷聽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讓它偷聽的,我就去深圳打。”】

對香港政策的混亂和后知后覺,不但說明了大陸情報系統在香港的不足,而且西方的情報系統在香港接連不斷的收買腐蝕大陸派駐香港的官員,就連許家屯這個老革命,派到香港的最高長官,也沒有經受住西方情報機構的腐蝕,最終叛逃美國。西方情報機構對大陸駐港機構的破壞,使得大陸對香港問題的判斷、政策、時機等等不斷出現偏差,甚至可以說是缺乏基本了解。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把香港的房地產政策全面引入大陸,使大陸的房地產改革全面失控,徹底失敗。

在某種程度上說,香港今天的混亂,是大陸混亂的某種先聲和預警,迅速而毫不留情的整頓大陸和香港的情報系統,監控境外敵對情報系統和敵意分子,在充分獲得證據的基礎上,將打擊放在暴亂發生之前,并為中央政府提供精確及時和全面的情報分析,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

香港回歸前黑幫橫行,這些黑幫基本上被西方情報機構控制。香港回歸前,大陸政府對香港黑幫采取了強硬態度,將其頭頭叫到北京當面訓話,所以香港回歸后香港的黑幫沒怎么炸刺兒,表面上看,許多都洗白了。但是西方情報機構并通過臺灣情報機構與香港黑幫的關系,是上百年打成的鐵哥們兒,在關鍵的時候,他們聯合起來的力量仍不容小覷。實際上大陸對香港黑幫內部深層的結構和關系,至今仍不甚了了。但是大陸對香港黑幫的強硬態度所發揮的效力,值得大陸總結。

【于中寧,察網專欄學者,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一級導演。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于導談天說地”,授權察網發布,有刪節?!?/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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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香港 資本主義

原標題:香港問題系列文章之三《病態強盜資本主義和特務黑幫橫行是香港問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