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光偉:《保衛資本論》:認識發生學(下)

《資本論》研究線路無疑為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構造整體樹立了工作典范——方法論科學和認識論科學的統一,因為這樣能確保徹底看清資產階級的認識拜物教,不管其是三位一體,或是四位一體(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虛擬-預期收入),亦不管其是物象的生產關系的構造,或是物象的交換關系的構造的公式。這樣,迫使理論家們來到一個決戰場所——階級?!顿Y本家》全書都是關于階級實踐科學的。這難道還需要作過多的說明嗎?第一,階級是與供求分析無關的,——這里沒有通常那種純粹現象學上的工作要求;第二,難道階級關系的本身可以同樣被物象(化)嗎?第三,階級不過是堅持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的規定,它本身一定會被拋棄。

【本文為作者許光偉向察網的投稿】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認識發生學(下)

月移花影約重來——題引

【按語】如何能夠實現將《資本論》四卷作為一個整體來閱讀,一直是王亞南先生的愿望。他曾經指出:“當作一門史學或科學來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說史,如其關于其選述,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基本原則或歷史方法論,將其貫穿著、規制著,如像一般的流俗的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教本,僅在時間的順序上或派別國別的分野上,作著形式的編列,那將變成毫無生命、毫無生氣的思想史料的堆積。”(王亞南:《政治經濟學史大綱》,中華書局,1950年,第2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道路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拙作“《資本論》與天人合一”(副標題: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將刊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F預前貼出該文的摘要,以饗讀者?!病顿Y本論》是一部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義的經濟作品,斷代史規定蘊含其內,然則以“勞動過程”為分析內容,以“經濟形式”為分析形式?!顿Y本論》這一辯證法的深意在于:(1)以勞動過程的辯證法發展為經線,構建“天人合一”結構體式,尋求矛盾規定性的“通變”;(2)復以勞動過程和經濟形式的結合為緯線,形成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全域展開;(3)這樣形成的“個別上升到一般”按性質而言,既是“范疇的創造”,也是對資產階級知識理論所形成的一種“內部批判”工作關系;(4)實踐的發生學關切具體怎樣產生,執行“抽象和具體”行動辯證法,批判的詮釋學的規定蘊含于內。這種工作邏輯本質上反映的是理論和實踐的“知行合一”,中國經濟學應當由這一工作地基實現“再出發”,如重構勞動過程的文明規劃。這種實踐化和中國化的理解通透了“中國”和“《資本論》”的關系,表明新時代際遇中適時提出中國經濟學自己的原創學術,豐富發展“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關鍵在于堅持《資本論》的辯證法規定,并從頂層設計的層面建立和中國的對話,最終實現將經濟學還原在歷史和實踐域進行把握?!?/span>

資本批判史——資產階級認識的歷史界限

認識史是對批判運動的認識,是全部批判史之提要。即一方面,“批判經濟學是把資本主義全歷史及其反映的經濟學說,作為研究批判對象。”【注: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56頁】

另一方面又應該說,“批判經濟學的批判本質,是作為整體的社會發展學說賦予的。正是出于這個整體的考慮,也讓馬克思因為忙于全面的歷史考察而未能完成全部《資本論》的修訂和出版。”【注:郝敬之:《整體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72頁】

一言以蔽之,對資本的認識,必然全面涉及認識史,涉及批判史,尤其客觀批判的認識史,方可從中彰顯出資產階級認識的局限來。由于理論部分講清楚實在史,這《資本論》的最后一卷——馬克思狹義地把它視作為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寫作,差不多就是關于資本“瓦解邏輯”的系統整理和以此為基礎的進一步的批判工作的尋求。再強調一遍:這里已經不是純粹的實在史了,這是摹寫資本的認識形式即資本范疇,是把資本的發展當作“范疇”來看待的工作規定,是對實在史的歷史反映,是關于資本的精神史的認識科學!因而立足馬克思本人的寫作角度,《剩余價值理論》把握剩余價值從而資本的總認識),而由于“這個一般”本身是資本不斷歷史發展的結果性規定,那么這一卷即批判史,可以說是體現了真正資本理論的“邏輯學的”工作特征。即理論部分是實在史(歷史)=理論,歷史部分是認識批判史(邏輯)=邏輯學,然而不是=建構,而是=批判(行動蘊涵)的邏輯學。這和試圖直接跳過進行實在史批判之理論部分的、工作,急欲宣稱理論史的成果(認識論的邏輯或邏輯學)的做法迥然不同。

【注:換言之,如果說范疇史I、范疇史II通過說明范疇運動的性質和運動的構造,解決了認識生產問題,那么從中升騰出來的批判史,即是對切合實際的認識論工作規定的執行。即通過或利用這種范疇運動實施有認識效力的范疇批判——對資產階級錯認意義的拜物教理論(認識拜物教)實施批判,全方位展示“資產階級認識的歷史界限”。為了錘煉“批判的武器”,工作的本身自然是通過持續的范疇批判來達成的,即通過對范疇運動的特殊構造的準確理解(相應構造出“特殊知識論”),達到工作批判的持久性和不斷更新。某種意義上,這就意味著它像“腳手架”拆了又裝,裝了又拆,因應“實在史=理論”的實體對象而發展變化。這當然孕育了知識論的無窮盡的爭斗。這是人類認識在史前發展時期固有的認識現象。但這項工作整體上是配合理論部分進行的。由于理論部分采取了全面的、百分百的實踐化的工作批判關系,導致這里的工作重心是指向了大寫字母化的價值(形式)的邏輯結構。闡述從來是辯證的,批判從來是內置的,目的是突顯工作的主體部分——理論部分的實踐邏輯結構。這樣,我們就始終面對一個從無始端和從無終端的思想史的批判世界。通過堅持自覺的自我批判,人類本身可能克服認識的二律背反現象。由于外部歷史世界越來越具有變化運動性質,越來越成為過程有機體,人類本身格外需求看堅持批判的客觀性,整體借助客觀歷史世界發展所提供出來的認識力量。唯有如此,才有真正迎來愈發光明前景之可能,才可獲得徹底的驅除了迷霧的思想上的解放?!?/p>

(一)

資本主義的這個思想史批判世界實際是從重商主義者那里接手過來的。“重商主義以它那種粗淺的現實主義,形成了當時真正的庸俗經濟學,在后者的實際利益面前,配第及其后繼者們做出的科學分析的開端,完全被拋諸腦后。在這里,我們在批判重商主義時……談到它關于資本和剩余價值的見解。以前已經指出,貨幣主義把為世界市場進行的生產,和產品到商品從而到貨幣的轉化,正確地宣告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和條件。當它以重商主義繼續向前發展時,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是商品價值到貨幣的轉化,而是剩余價值的生產了,但這是從流通領域的沒有概念的觀點出發的,同時這種剩余價值這樣一來就表現為剩余貨幣,表現為貿易差額中的余額。”【注:《資本論》第3卷,2004,第887頁】

從中產生像斯圖亞特這樣的早期物象經濟思想家。作為早期代言人,斯圖亞特關于“剩余價值存在性”的想法完全是形式上的。分析的是流通資本的對象??偟膩碚f,他的分析:既在流通中,又脫離流通。一方面在流通中,意味著“讓渡利潤”是一方之所得、另一方之所失,“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制造業者’即單個資本家的利潤,總是‘相對利潤’,總是‘讓渡利潤’,總是由于商品的價格高于商品的實際價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價值出賣而產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都按它的價值出賣,那就不會有任何利潤了。”另一方面又脫離了流通,“斯圖亞特不同意這種錯覺:單個資本家由于高于商品價值出賣商品而獲得的剩余價值,就是新財富的創造。因此,他把絕對利潤和相對利潤區分開來……他接著所說的關于這個利潤能引起‘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擴大的這句話,看來,可以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圖亞特所指的,僅僅是由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的更大的使用價值量,他完全離開資本家——他總是以交換價值的增加為前提——的利潤來考察這個絕對利潤。”這樣,利潤由兩者不假思索地調和了,成為“混合利潤”。“可見,商品的價格包含著兩個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品的實際價值;,‘讓渡利潤’,即轉讓或賣出商品時實現的利潤。”這是剩余價值作為“生產方式的資本范疇”在資產階級工作者腦海中最初的有價值的存留。資本形式是“實際價值”和“利潤”(無論絕對利潤還是讓渡利潤)。“絕對利潤是由‘勞動、勤勉和技能的增進’產生的”,然而,“究竟它怎樣由這種增進產生,斯圖亞特并沒有想說清楚。”顯見出這一點:

在重農學派以前,剩余價值——即利潤,利潤形式的剩余價值——完全是用交換,用商品高于它的價值出賣來解釋的。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總的說來,并沒有超出這種狹隘看法;甚至應該把斯圖亞特看作這種看法的科學的復制者……在這方面,斯圖亞特是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合理的表達者?!咀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1-13頁】

(二)

正是斯圖亞特——局限在流通領域里的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遇見了沖突,將矛盾赤裸裸地提示了出來。法國重農學派試圖對斯圖亞特所揭露的問題加以解決。馬克思說明是這個學派首次談及了生產資本的實體:

【“在資產階級視野內對資本進行分析,從本質上來說是重農學派的功績。這個功績使他們成為現代經濟學的真正鼻祖。”】

重農主義學派固然談論的是物象資本,但是,“重農學派把關于剩余價值起源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直接生產本身的領域,這樣就為分析資本主義生產奠定了基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16頁】

因此,“他們的巨大貢獻……首先是,和重商主義相反,從只是在流通領域執行職能的商業資本回到了生產資本。”【注:《資本論》第3卷,2004,第886-887頁】

這并不意味著這個學派拒絕了資產階級的物象的經濟思想,相反,它恰恰是牢牢抓住了這一點。因而它只是看到:“使用價值;這里,資本是按照它在勞動過程中所具有的一定關系出現的。”沒有試圖說明:“正是在這里,資本不僅僅是勞動所歸屬的、把勞動并入自身的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資本還把勞動的社會結合以及與這些社會結合相適應的勞動資料的發展程度,連同勞動一起并入它自身。資本主義生產第一次大規模地發展了勞動過程的物的條件和主觀條件,把這些條件同單個的獨立的勞動者分割開來,但是資本是把這些條件作為統治單個工人的、對單個工人來說是異己的力量來發展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1975,第421-422頁】

重農主義學派試圖使物質實體同資本的流通形式統一起來。“除了對資本在勞動過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質要素進行這種分析以外,重農學派還確定了資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資本、流動資本,不過重農學派用的是另外的術語),并且一般地確定了資本的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之間的聯系……在這兩個要點上,亞·斯密繼承了重農學派的遺產。他的功績,在這方面,不過是把抽象范疇固定下來,對重農學派所分析的差別采用了更穩定的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16頁】

“這一切使資本變成一種非常神秘的存在。”【注:《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1975,第422頁】

盡管導致資本成為神秘的存在,馬克思還是客觀地評價了它的貢獻:

這是物質規律;錯誤只在于,他們把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

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思想觀點的總體特征是:不斷搖擺,但已經實際地提出了剩余價值規定,——它包含在其所使用的資本概念當中。拿重商主義者斯圖亞特來說,馬克思指出:

【“他的關于‘財富的天平在有關雙方之間的擺動’的理論,雖然絲毫沒有觸及剩余價值本身的性質和起源問題,但是對于考察剩余價值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以及在按利潤、利息、地租這些不同項目之間進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義。”】

遺憾的是,“斯圖亞特自己拒絕用這種辦法來說明剩余價值的觀念。”【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2頁】

關于重農主義學派:“重農學派是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早有系統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釋者”,“雖然重農學派沒有看出剩余價值的秘密,但他們還是非常清楚,剩余價值是‘一種獨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占有者)沒有買卻拿去賣的財富’(杜爾哥),以及剩余價值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出來。”【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1976,第348-349頁】

對于這個學派所起到的思想革命作用,馬克思事實上認為在當時的境況下如何作正面的評估,都不算為過分。“W′…W′是魁奈《經濟表》的基礎。他選用這個形式,而不選用P…P形式,來和G…G′(重商主義體系孤立地堅持的形式)相對立,這就顯示出他的偉大的正確的見識。”【注:《資本論》第2卷,2004,第115頁】

這個歷史功績準確來說集中在這一貢獻上:“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初的理論探討——重商主義——必然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資本運動時呈現出的表面現象出發,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這部分地是因為商業資本是資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為它在封建生產的最初的變革時期,即現代生產的發生時期,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注:《資本論》第3卷,2004,第375-376頁】

(三)

把資本客觀發展過程歸結為剩余價值范疇,是為了免除物象性。從資本生產的歷史形成看,資本范疇只能從剩余價值生產方式上得到辨識,這其實是一項對于資產階級社會而言的“客觀認識”。在內容上,剩余價值規定說明了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于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生產方式的歷史實在性;某種意義上,也是這一規定在商品生產域內的最終完成形態。“社會必要”不過說明再生產的特性,要說清楚“消費的生產”始終是出發點的規定和生產的制約條件,現在并且成為一般社會條件;“勞動時間”說明社會的內涵,要進一步說清楚“生產的消費”的社會性質,不過是說它現在變為了特殊社會生產目的上的消費行為。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條件所要求和決定的。一般而言,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必要”恰恰由資本(形式)造成。因此資產階級古典學家得以局部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也恰好始自流通領域。

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批判地證明,斯密和李嘉圖所說的生產價值的勞動時間都是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斯密不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只有生產資本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給生產勞動下了定義,亞·斯密在這里觸及了問題的本質,抓住了要領。他的巨大科學功績之一(如馬爾薩斯正確指出的,斯密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批判中所做的區分,仍然是全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礎)就在于,他下了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這樣一個定義,也就是說,他根據這樣一種交換來給生產勞動下定義,只有通過這種交換,勞動的生產條件和一般價值即貨幣或商品,才轉化為資本(而勞動則轉化為科學意義上的雇傭勞動)。”這里,“什么是非生產勞動,因此也絕對地確定下來了。那就是不同資本交換,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資或利潤交換的勞動(當然也包括同參與分享資本家利潤者的各個項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換的勞動)。凡是在勞動一部分還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農民的農業勞動),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換(例如亞洲城市中的制造業勞動)的地方,不存在資產階級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和雇傭勞動。因此,這些定義不是從勞動的物質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產品的性質,不是從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的規定性)得出來的,而是從一定的社會形式,從這個勞動借以實現的社會生產關系得出來的。例如一個演員,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資本家(劇院老板)雇用,他償還給資本家的勞動,多于他以工資形式從資本家那里取得的勞動,那么,他就是生產勞動者;而一個縫補工,他來到資本家家里,給資本家縫補褲子,只為資本家創造使用價值,他就是非生產勞動者。前者的勞動同資本交換,后者的勞動同收入交換。前一種勞動創造剩余價值;在后一種勞動中收入被消費了。”“這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始終是從貨幣所有者、資本家的角度來區分的,不是從勞動者的角度來區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謬論調正是從這里產生的,他們根本不懂問題的實質,竟然問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勞動,或服務,或職能,會不會帶來貨幣?”但是,“作家所以是生產勞動者,并不是因為他生產出觀念,而是因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書商發財,或者說,因為他是一個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所以歸根結底,“我們在這里指的勞動的這種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的內容或勞動的結果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形式產生的……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從而勞動產品的物質規定性本身,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這種區分毫無關系……這種區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既同勞動獨有的特殊性毫無關系,也同勞動的這種特殊形式借以體現的特殊使用價值毫無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0-145頁】

形式上認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定,內容上予以否決,這就是斯密的生產勞動定義的實質。

【注:特殊的認識發生學導致:斯密不是從價值中歷史合理地引出剩余價值,相反,是從剩余價值規定中再度將價值本身引申出來。這就是他的所謂的“生產勞動的二重見解”。在第一重規定性上,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而在第二重規定性上,這一對應的規定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但是,“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從而勞動產品的物質規定性本身,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這種區分毫無關系。”但斯密究竟為什么要提出第二重的規定性呢?答案在于:“斯密在他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第二種區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廣泛的形式上——貨幣主義的區分上去了。”這種認識回歸反映了資產階級認識進程的特有工作內涵,即:“這里,我們看到了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個定義的來源。如何給剩余價值下定義,自然取決于所理解的價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價值在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體系中,表現為貨幣;在重農學派那里,表現為土地的產品——農產品;最后,在亞·斯密那里,表現為一般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4、160、366頁)】

但是,定義只能由研究對象的規定上來下,決不能越出這個范圍。斯密用自然一般觀念平靜地看待歷史發展,導致實體內容被當作各種彼此嚴重沖突的定義予以對立。

這些定義同時顯露了亞·斯密內在思想進程的各個環節:“(非生產勞動者的勞動)不生產任何價值”,“不能使價值有任何增加”,“生活費永遠得不到償還”,“它不固定或不實現在一個特定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相反,“他的服務通常一經提供隨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種痕跡或某種以后能夠用來取得同量服務的價值”。最后,“它不固定或不實現在任何耐久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在這種看法中,“生產價值”和“不生產價值”這些術語是在和原來不同的意義上說的。這里談的已經不是本身就包含著為已消費的價值再生產出一個等價的剩余價值生產。這里談的是:一個勞動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勞動把他的工資所包含的那樣多的價值量加到某種材料上,提供一個等價來代替已消費的價值,他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這里就越出了形式規定的范圍,越出了用勞動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來給生產勞動者和非生產勞動者下定義的范圍?!咀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7頁】

斯密持有的歷史對象是物象關系的歷史運動。斯密混同商品社會的低級形式和依據它發展起來的高級形態規定,努力使二者并行不悖。進而在發展形態上,他也試圖使商品社會本身同人類歷史上已經具有的產品社會的初級形式予以混同,所以把生產勞動同時說成是勞動者的勞作活動,將其一般地看成普遍永恒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秩序,看作“抽象的一”。這必然帶來現象觀察上的二元化,并屈從于現象,屈從于“抽象的一”與“現象二元”的邏輯沖突。在闡述自己的見解時一面反對重農學派,一面深受其影響,斯密最終不得不走入歧途。盡管具有深厚的歷史直覺,但從主觀認識上拒絕承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獨有性質,并拒絕把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系起來,盡管他不自覺地是那么做的。這樣,斯密喪失了進一步研究資本(形式)的機會。在這方面,他的后繼者李嘉圖從斯密的前提出發研究資本(形式),但在對待生產勞動方面的認識水平甚至沒有趕上斯密本人的水準。

(四)

客觀批判的產物是歷史自身所形成的“認識”,即客觀認識。在思想史領域,這個客觀認識是被寫為了“主觀知識”。由這個基礎上,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一同發展起來,假象要和真相爭奪社會權利。“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確的本能,懂得過于深入地研究剩余價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到剩余價值的起源。他把剩余價值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看來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李嘉圖不談論實際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談論這個實體的形式的實現,談論它的發展過程,重視的是構造形式本身的來源的分析和它的進一步的形式方面的發展。“他在談到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不是在其中尋找剩余價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尋找決定剩余價值量的原因。”因為畢竟,“資本主義企業作為一個特殊階級的存在本身是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種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種剩余時間,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一句話,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階級。”【注:《資本論》第1卷,2004,第585-590頁】

問題的發展顯得更為糟糕。“相反,他的學派公開宣稱,勞動生產力是利潤(應讀作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這無論如何總比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因為重商主義者認為,產品的價格超過產品生產費用而形成的余額是從交換中,從產品高于其價值的出售中產生的。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只是回避,而沒有解決。”“在李嘉圖以后半個世紀,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先生還在拙劣地重復那些最先把李嘉圖學說庸俗化的人的陳腐遁詞,鄭重其事地宣稱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對此我們該說些什么呢?”“一個光輝的例證,說明穆勒是怎樣對待社會生產的各種歷史形式的:‘我到處假定,除少數例外,事物的現狀到處都占統治地位,這就是說,資本家預付全部費用,包括工人的報酬在內’。”“穆勒在這樣清楚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即使在它不存在的時候也總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邏輯地證明,資本主義生產即使在它存在的時候也是不存在的。”在1878年寫給尼·弗·丹尼爾遜的信中,馬克思建議把上述那一段話改訂如下:

【“一個光輝的例證,說明穆勒是怎樣對待社會生產的一種歷史形式的。他說:‘我到處假定,除少數例外,事物的現狀在工人和資本家作為階級而互相對立的地方都占統治地位,這就是說,資本家預付全部費用,包括工人的報酬在內。’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資本家作為階級而互相對立的經濟制度下,資本家這樣做也沒有絕對的必要。”】

【注:《資本論》第1卷,2004,第590-592、940-941頁】

依據物象關系的資本范疇——從形式上認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階級對抗性質、內容上則極力地否認,資產階級工作者力圖把資本主義系統建設成“特殊物象系統”。這樣,生產方式認識上的二律背反的工作性質勢必推進到生產關系的層面,使得處于構型時期的資產階級認識論明顯地具有了矛盾化的表達形式。“斯密在交換價值的規定上搖擺不定:一方面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量,另一方面又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可以買進商品的活勞動量,或者同樣可以說,決定于可以用來買進一定量活勞動的商品量;他時而把第一種規定同第二種規定混淆起來,時而以后者頂替前者。在第二種規定中,斯密把勞動的交換價值當作商品的價值尺度,實際上就是把工資當作商品的價值尺度……但是,勞動的價值,或者確切些說,勞動能力的價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變化的,它和其他商品的價值沒有什么特殊的區別。這里把價值當作價值的標準和說明價值存在的理由,因此成了循環論證。”這實際是資產階級錯認意義的抽象規定(物象實體)在生產過程認識形式上的反映。“斯密的這種搖擺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規定混為一談,并不妨礙他對剩余價值的性質和來源的探討”,只不過是,“他從一種解釋方法到另一種解釋方法的轉變,是有更深刻的基礎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46-47頁?!?/p>

斯密的后繼者沒能根除他在生產關系方面的許多誤識,而兀自更加混亂地認識問題,就是說,力求從形式方面解決,把真正的問題輕易地從眼前放過去了。

【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馬克思的話:

【“可見,亞·斯密把剩余價值,即剩余勞動——已經完成并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勞動超過有酬勞動即超過以工資形式取得自己等價物的勞動的余額——理解為一般范疇,而本來意義上的利潤和地租只是這一般范疇的分枝……然而,斯密并沒有把剩余價值本身作為一個專門范疇同它在利潤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區別開來。斯密尤其是李嘉圖在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都是由此而產生的。”】

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以絕對的形式把它說出來并確定下來。”(《資本論》第2卷,2004,第14-17頁)】

斯密和李嘉圖均認識到了資本家不顧一切地社會奪取剩余價值,卻沒有實際地考察它,沒有認真考慮過這種行動結果即積累,以及它究竟意味著什么和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后果。由于不理會那種后果,也就不會把積累同剩余價值本身聯系起來考慮。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工作本性使之不準備承認這些。實際上,也就不能指望他們將資本主義價值尺度真正歸結于資本(形式)所導致的必要勞動時間,——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規定。“貝利的批評就是以此為根據的,同時,李嘉圖的缺陷也就在這里。”由于很明顯的原因,“這種勞動的性質,李嘉圖并沒有研究。”就是說,他完全地丟開了真正的形式,而專注于流俗的形式——相對的形式、比較的形式。

這個指責是由李嘉圖說明問題的缺陷引起的,因為他完全不是從形式方面,從勞動作為價值實體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來研究價值,而只是研究價值量,就是說,研究造成商品價值量差別的這種抽象一般的、并在這種形式上是社會的勞動的量。否則貝利就會看到,決不因為一切商品就它們是交換價值來說都只是社會勞動時間的相對表現,價值概念的相對性就取消了;貝利也就會明白,商品的相對性決不僅僅在于商品彼此交換的比例,而且在于所有商品同作為它們的實體的這種社會勞動的比例……應該責備李嘉圖的,倒是他經常忘記了這種“實際價值”,或者說“絕對價值”,而只是念念不忘“相對價值”,或者說“比較價值”?!咀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1-191頁】

簡單小結:其一,從資產階級認識發生史看,亞當·斯密是當仁不讓的早期思想的集大成者,歷史路標人物則是斯圖亞特、魁奈等;他們共同完成資本存在的資產階級精神現象學。其二,大衛·李嘉圖是資產階級思想漸漸成熟時期的代表者,歷史路標人物是斯密和李嘉圖;只是由他倆共同完成資本本質的資產階級精神現象學。整體的古典主義發展階段標識了資產階級精神現象在基本構造上的完成。這才有接下來的對于資產階級思想史的全面性總結和批判,而這又是真正的工作的開始。所以,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最開始的位置突出地寫明了:

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純粹地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在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上來考察剩余價值。

“斯密區分商品和服務,就像貨幣主義區分金銀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斯密在這里也是從積累的角度來區分的,不過積累已經不再被看作貨幣貯藏的形式,而是被看作再生產的實際形式了。商品在消費中消滅,但同時它會重新生出具有更高價值的商品來,或者,如果不這樣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來購買其他商品的價值。勞動產品本身的屬性是:它作為一個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讓渡出去的使用價值存在,它作為這樣一種使用價值存在,即它是可以出賣的有用品,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是商品自身,或者說,實質上是貨幣。非生產勞動者的服務不會再變成貨幣。我對律師、醫生、教士、音樂家等等、政治家、士兵等等的服務支付了報酬,但是,我既不能用這些服務來還債,也不能用它們來購買商品,也不能用它們來購買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這些服務完全像容易消失的消費品一樣消失了??梢?,斯密所說的實質上同貨幣主義所說的一樣。貨幣主義認為,只有生產貨幣,生產金銀的勞動,才是生產的。在斯密看來,只有為自己的買者生產貨幣的勞動才是生產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們具有的貨幣性質,不管這種性質在商品中怎樣隱蔽,而貨幣主義則只有在作為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的商品中才看出這種性質。”但是,“這種區分是以資產階級生產本身的本質為基礎的,因為財富不等于使用價值,只有商品,只有作為交換價值承擔者、作為貨幣的使用價值,才是財富。貨幣主義不懂得,這些貨幣的創造和增加,是靠商品的消費,而不是靠商品變為金銀,商品以金銀的形式結晶為獨立的交換價值,但是,商品在金銀的形式上不僅喪失了它們的使用價值,而且沒有改變它們的價值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367-368頁】

由此,馬克思要這樣來對資產階級抽象進行整體評述:

斯密起初是從事物的內部聯系考察事物,后來卻從它們在競爭中表現出來的顛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這兩種考察方法交織在一起,而且沒有覺察到它們之間的矛盾。相反,李嘉圖為了把握規律本身,有意識地抽象掉了競爭形式,抽象掉了競爭的表面現象。應該指責李嘉圖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還不夠充分,不夠完全,因而當他,比如說,考察商品價值時,一開始就同樣受到各種具體關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現形式理解為一般規律的證實或表現;他根本沒有揭示這種形式。就第一點來說,他的抽象是極不完全的,就第二點來說,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虛假的?!咀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15頁】

(五)

就馬克思實際的寫作而論,《商品》在某種程度上既完成了關于商品的客觀批判邏輯(建構),同時也完成了關于商品的主觀批判邏輯(建構)。在主觀愿望上,理論部分終篇的寫作也是這種情況。但后者之所以不能夠像前者那樣——產生鮮明批判效果,乃是因為客觀(批判)邏輯和主觀(批判)邏輯的統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人為性地強制分開了;資產階級理論認識家并不從批判出發,而從直接建構出發,即向著知識理論生產(知識論)而去的,就是說,從形式上看仿佛是向著生產出他們自己的“經濟思想史”(為經濟思想而經濟思想)而去的。“如果本來只應當正確地說明問題,那么,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混淆或區分不清,則是政治經濟學中產生極大謬誤的根源。杰出的經濟學家們,例如李嘉圖,當然沒有把這兩者絕對混淆起來,不過他們在任何地方也沒有表明他們明確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但是,正因為如此,在他們那里,一方面實際規律表現為實際運動的抽象,因而實際運動到處都在局部上同這種抽象相矛盾。另一方面,他們想用價值的或剩余價值的性質來強制地說明那些只是從利潤形式的剩余價值中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由此就得出錯誤的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6頁】

因此,為了進行資本形式批判——實質內容是資本概念批判,分析必須從價值形式批判(商品概念批判)開始。

中介是資本(形式)的發展。例如,它通過對資本的直接的循環運動——資本直接交換運動是資本主義協作體系的發展——轉變為資本的系統的積累運動的那些過程的分析,即“貨幣轉化為資本”轉換成“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的那些運動形式的分析,再現歷史上的價值(形式)的發展關系,重新經歷類似的發展過程,全面呈現資本一般的認識形式。“因此,這種經濟關系——資本家和工人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兩極所具有的性質——隨著勞動越來越喪失一切技藝的性質,也就發展得越來越純粹,越來越符合概念。勞動的特殊技巧越來越成為某種抽象的、無差別的東西,而勞動越來越成為純粹抽象的活動,純粹機械的,因而是無差別的、同勞動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動;單純形式的活動,或者同樣可以說單純物質的活動,同形式無關的一般意義的活動。這里再一次表明:生產關系的即范疇的——這里指資本和勞動的——特殊規定性,只有隨著特殊的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和在工業生產力的特殊發展階段上,才成為真實的。”“一般來說,這一點在以后談到(勞動和資本的)這種關系時應該特別加以闡述,因為這一點在這里已經包括在關系本身中了”,但是,“在考察交換價值、流通、貨幣這些抽象規定時,這一點還更多地屬于我們的主觀反思。”【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55頁】

關于資本形式的批判不過是為了徹底否決斯密教條。

【注:從反面看,斯密教條隱含的分析規定就是資產階級的資本形式理論。“拉姆賽理解的‘固定資本’,不僅包括生產工具等等,而且包括原料,總之,就是每個生產領域中……不變資本的東西。當李嘉圖談到產品分為利潤和工資的時候,他總是假定,預付在生產上并在生產中消費了的資本已經扣除。然而拉姆賽基本上是對的。李嘉圖對資本的不變部分沒有作任何進一步的分析,忽視了它,犯了重大的錯誤,特別是把利潤和剩余價值混淆起來,其次在研究利潤率的波動等等問題上也犯了錯誤……拉姆賽在這里談的關于利潤率的意見,要放到關于利潤的第三章去考察。重要的是,他正確地強調指出了這個要素……{被拉姆賽雙重地考察的東西——在再生產過程中,就全國而言,是以產品補償產品,就單個資本家而言,是以價值補償價值——對于單個資本來說,是在分析同時也是再生產過程的資本流通過程時,甚至必須加以考察的兩個觀點。}拉姆賽沒有解決亞·斯密所研究的并使他陷入重重矛盾的真正困難。直截了當地說,這個困難是:整個資本(作為價值)都歸結為勞動,它無非是一定量的對象化勞動。但是,有酬勞動等于工人的工資,無酬勞動等于資本家的利潤。因此,整個資本都可以直接地或間接地歸結為工資和利潤。也許,在什么地方會完成這樣一種勞動,它既不歸結為工資,也不歸結為利潤,它的目的只是為了補償在生產過程中消費了的、同時又是作為再生產條件的那種價值?但是,既然工人的全部勞動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保持他自身的生產能力,另一部分構成資本利潤,那么由誰來完成這種勞動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83-85頁)】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以兩個層次上的抽象為基礎:第一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從這個層次說,在一個經濟體中,剩余價值的總量是既定的。第二是剩余價值的分配。從這個層次說,既定的剩余價值總量被分配到各個部門(平均利潤率、商業利潤、利息和地租)。在剩余價值分配理論中,待分配的剩余價值總量被看作是既定的,它已經被先前的剩余價值的生產理論所決定……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分配之間的這種區分,也與馬克思在另外兩個層次上的理論抽象關系密切:即一般資本與競爭。抽象的一般資本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剩余價值是生產或者總剩余價值的決定。抽象的一般資本所涉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資本的循環和資本與利潤(包括利潤率的下降)。當討論到抽象的競爭問題時,馬克思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剩余價值的分配(或者總剩余價值分化為其它各個部門)。抽象的競爭所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收入及其來源’,以及批判庸俗政治經濟學家關于競爭現象的解釋。”【注:莫斯利:《1861-1863年手稿中馬克思剩余價值分配理論的發展》,載貝洛菲爾等主編《重讀馬克思——歷史考證版之后的新視野》,徐素華譯,東方出版社,2010,第169-170頁?!?/p>

因此,盡管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已經說明了:考察資本一般,并不是單純的抽象規定,而是和具體有機聯系著的社會抽象?!咀ⅲ阂环矫?,“資本一般,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每個一定的價值額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另一方面,“與各特殊的現實的資本相區別的資本一般,本身是一種現實的存在。”關于其內部結構中的邏輯性質,馬克思在這里還饒有興致地舉例說明:“代數學的情況也是這樣。例如,a、b、c是數一般,是一般形式的數;但對a/b、b/c、c/b、c/a、b/a等來說它們又是整數,不過這些分數要以這些作為一般要素的整數為前提。”又強調說:“盡管它的邏輯學性質較多而經濟學性質較少,但畢竟是我們研究過程中極其重要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440-441頁)】

但可以說,乃是《剩余價值理論》首次完整地生產了資本一般的理論范疇,考察它的各種認識形態,從中提煉出資本的抽象范疇和具體范疇?!咀ⅲ?857年底,馬克思在《大綱》的資本章中系統提出資本結構的“六分法”:Ⅰ.(1)資本的一般概念;(2) 資本的特殊性;(3)資本作為貨幣。Ⅱ.(1)資本的量;(2)用自身計量的資本;(3)資本的流通。Ⅲ.資本作為信用。Ⅳ.資本作為股份資本。Ⅴ.資本作為貨幣市場。Ⅵ.資本作為財富的源泉。1858年春,馬克思繼而提出《資本》冊的“四篇三章”結構:(a)資本一般,包括(1)價值;(2)貨幣;(3)資本一般(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兩者的統一)。(b)競爭或許多資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資本,作為最完善的形式(導向共產主義),及其一切矛盾。但是在這當中,“資本的流通過程”一直沒有從分篇的結構形式上予以獨立。直到1863年1月出現了《資本論》“三篇結構”: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和利潤(《剩余價值理論》中,它們曾被稱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這種情況得到徹底地改觀。這一工作在1865年的《資本論》“四冊三卷”或“四卷結構”中得到最后明確?!?/p>

圍繞這個主題,馬克思突出地聲明:

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由此會產生哪些必然的理論謬誤,這將在第三章(即《資本和利潤》)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里要分析剩余價值作為利潤所采取的完全轉化了的形式。

由于拒絕承認客觀存有資本實體和資本運動形式的統一體規定,資產階級工作者就普遍地拒絕承認競爭形式乃是資本實體——通過社會經濟運動形式中介——在生活領域中表現出來的規定。既不會承認:“從總體(整體)來考察(或完整地考察)(或從完整性上來考察)的資本運動,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也不會認可,“利潤從實體來考察,不過是剩余價值本身。”但是,馬克思說,“利潤從絕對量來考察,也同資本在某一定周轉時間內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沒有區別。利潤就是剩余價值本身,不過是按不同的方法計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08頁】

歸納起來說,這種認識生產包含的批判意義即在于,“[我們把全部]剩余價值稱為利潤,是把資本家看成這樣一種人:(1)他直接占有生產出來的全部剩余價值,(2)他拿這種剩余價值在他自己、貨幣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86頁】

“由此可見,這種情況[即不變資本的價值下降(或相反的變動)不是由于使用這種不變資本的生產部門擴大了生產規模,而是由于不變資本本身的生產費用變動了],完全沒有超出就剩余價值所闡明的那些規律的范圍。一般說來,當我們談到利潤和利潤率的時候,總是假定剩余價值是既定的,因而決定剩余價值的一切影響都已經起過作用。這都是假定了的前提……還可以再研究一下,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之比,因而還有利潤率,如何由于剩余價值的一個特殊形式,即由于勞動時間延長到正常工作日以上而發生變動。由于這種情況,不變資本的相對價值,或者說,不變資本在產品總價值中所占價值的比例部分減少了。不過我們把這一點留在第三章里講,因為這里所研究的東西,一般說來,大部分是屬于那一章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208頁】

弄清楚這種母子工作對應關系,才能真正懂得生產價格(形式)不過是從資本(形式)運動中長成的剩余價值一般的生活形式,即“生活形態的剩余價值(形式)”。在最初擬訂的《資本論》第三部分的工作計劃中,馬克思稱“第三部分第二章論述一般利潤率的形成”。

【注:到寫這個計劃的時候,第三部分第一章草稿已經在1861-1863年手稿第X VI本中寫成,標題定為“剩余價值和利潤”,這些內容后來都合并在《資本和利潤》中了?!?/p>

他這樣說明:

【“第一章論述的一切,適用于總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每一個資本都作為總資本的一部分,作為它的某個份額出現。”之后,是“一般利潤率的形成(競爭)。”】

【注:《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1975,第447-448頁】

1861-1863年手稿的《資本和利潤》中,馬克思寫道:

【“事實上,資本實際上關心的事情,支配資本的實際運動,支配競爭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潤,而不是剩余價值,就是說,是剩余價值同預付資本總額的關系,而不是剩余價值同用于購買勞動能力的資本的關系。這就促使我們(這是真正的過渡)去考察生產費用及其與產品出售價格的關系。”】

這里的“競爭”自然指的是總資本上的直接的規定。“然而,在資產者的頭腦中,剩余價值必然采取利潤的形式,而這也不單純是認識方式;作為利潤關系的剩余價值關系,支配著資產階級生產,決定著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可以說是自由競爭中的決定因素(即資本之間的競爭中的,也就是各資本的實際運動中的決定因素,只有在這種運動中,資本的規律才得到實現。這些規律實際上無非是這個運動的一般條件,一方面是這個運動的結果,另一方面無非是這個運動的趨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2-414頁】

根據馬克思的計劃,理論部分的結論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利潤解釋學進行全面的剖解和批判,——它必然也是歷史部分的結束部分的內容。這種總匯工作既是資本概念批判的結束,也是資本現象學批判的結束,因為對于資本的精神現象學的批判在《剩余價值理論》的一開始就同時進行了。不過在這之前,馬克思認為“事先還要指出幾點”:

第一,從資本主義生產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角度來看,無論資本在怎樣的程度上表現為自動機,由于某種秘密特性而擁有自我增殖屬性的那種價值,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生息的,放債取息的貨幣資本上。在這里,一定的價值額作為潛在的資本出售,就是說,資本本身表現為商品……因此,這個價值額帶著利潤回到自己的所有者手中。

第二,在這里無須說明:如果某一商品高于或低于自己的價值出售,那只不過是剩余價值在不同資本家之間,在買者和賣者之間的分配發生了變化。這種分配的變化,或者說,不同的人們在自己中間分割剩余價值的比例的變化,絲毫不改變剩余價值的量,也不改變剩余價值的性質。

第三,競爭關系在這里作為實例(而不是作為同發展本身有關的東西)來考察的情況下,會得出如下一點:事實上,單個資本家所取得的剩余價值,并不是起決定作用的東西。因為形成了平均利潤,即普遍尺度,以及資本家們據以計算和分割資本家階級的全部價值的規律……由于這種情況,商品的實際價格——撇開市場價格的波動不談——發生了重大變化,并且成為和商品價值不同的東西。因此,任何一個資本家都不能說出也不能知道,他自己所取得的剩余價值在怎樣的程度上進入或不進入他所得到的利潤,資本家階級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中究竟有怎樣的部分會進入單個資本家的商品的價格。這一點,以及資本的規律在競爭的條件下所呈現出來的被歪曲的方式,最好在考察生產費用時來論述。競爭造成的對支配著資本家的那種關系的看法(因為,事實上在競爭中正是資本本身的規律在資本家面前表現為外部強制,既是他的資本對其他資本的強制,也是其他資本對他的資本的強制),使資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動的那些關系的內部實質,而資本家本人只不過是這些關系的有關代表或職能執行者而已。

第四,李嘉圖在考察資本的一般性質時把競爭抽象掉了。另一方面,在考察價值的規定時,從一開始他就把固定資本等等作為決定的要素引了進來,因而正像馬爾薩斯公正地指出的,李嘉圖取消了自己虛構的規律,或把這個規律只歸結為它的一個影子。其次,舉例來說,他的門徒,如詹姆斯·穆勒和麥克庫洛赫,又狂妄地企圖把流通時間變為勞動時間,最后,不僅把活物的活動,而且把死物的活動,把死物的任何自然運動,都叫做勞動。在這方面,薩伊也是一樣。不過,這種批判屬于本章最后部分?!咀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4-416頁】

(六)

從機械照搬套用“黑格爾邏輯學”這一工作目的出發,內田弘認定: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導言’相當于《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對應于‘存在(有)論’,‘資本章’對應著‘本質論’。”】

錯誤之處,自不待說。但也表明在初寫《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概念批判的主體寫作內容尚且作為主觀邏輯形式對待,即于每一理論部分之后排列一個理論史的附錄,形成“理論闡述”和“歷史闡述”平行同步的敘述景觀。

敘述I與敘述II工作統一。所謂敘述I,即以邏輯把握歷史過程,生成敘述形式規定,而保證了研究對象理論結構的形成;所謂敘述II,即以邏輯把握認識過程,形成對于認識形式的理論建構,從而保證了研究對象理論結構的形成。前者是建立歷史對于邏輯的直接生產性(范疇生產),后者則是建立歷史對于認識的直接生產性(認識生產),敘述II以敘述I為前提。這就是整體上的認識發生學II(作為“邏輯的認識發生學”)和認識發生學I(作為“歷史的認識發生學”)的對峙與統一。這種對峙伴隨著敘述I與敘述II的柔性的、有機的統一而瓦解,于是形式上的對立看不到了,它們更多地形成一個統一認識生產序列的前后連結的工作步驟,形成為工作總體的各個有差別的發展著的環節。

這種形式突破即使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部分的內容論述中,已然可以隱約地看得到。因而從表面上看,歷史部分寫作肇因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計劃安排形式上的突破,似乎是“第二分冊”的剩余價值理論史的附錄范圍的工作突破,是標準的“附論總匯”。而事實的真相是,馬克思決定正式寫作“計劃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時,這些批判內容已開始作為客觀邏輯的組成部分發揮作用了,后來的形式突破則帶來了結構形式的破題,更方便于馬克思對研究對象理論結構予以整體地處理。“我認為在第一冊中必須從頭開始,也就是必須把我在敦克爾那里出版的書概括為專論商品和貨幣的一章。我所以認為需要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敘述的完整,而且是因為即使很有頭腦的人對這個題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確,就是說,最早的敘述,特別是關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第575-576頁】

如前所論,這鎖定馬克思勢必寫作獨立完整的《商品》的動機。它的特別之處在于:存在批判、本質批判、概念批判以及以拜物教批判為核心內容的精神現象學批判,它們系統一體,并且被處理為客觀批判邏輯與主觀批判邏輯之工作統一。

從工作形式上看,認識發生學II好像是認識發生學I的認識回歸。這也決定了對資本形式的系統性批判以對價值形式的系統性批判為前提,而對它們的認識批判則以歷史批判本身為奠基,這樣得以全面展開拜物教工作批判。所以,商品章不是從內容上和《大綱》貨幣章、資本章進行直接對應的,而在于著眼全局,是有關于全書四卷結構的根本性統一的一個特殊總論?!渡唐贰返乃囆g結構在于有效澄清語言生產的統一性——范疇生產、認識生產及相應的范疇批判與認識批判的統一性。“價值范疇”的呈現出來既是為了范疇生產、也是為了進行認識生產,既是為了進行范疇批判、也是為了深一步的認識批判需要。對象(或研究內容)——學科規定——學科方法;研究對象——科學規定——工作邏輯(或敘述形式)。要知道,敘述(方法)僅和“第二個序列”有關,而研究方法和全部的兩個工作序列有關。馬克思把《商品》處理為四個批判序列的工作統一,原因大概在于此:使研究規定牢牢內置于敘述活動中。因此,價值是一個“認識中心”和“批判中心”,不能把它僅看作用于范疇生產方面,從而進行直接理論演繹的考慮。歸根結底,猶如盧卡奇講明的:

只有把存在的基本屬性始終理解為一個從本質上說是歷史的發展過程的諸多方面,并且——根據處于一定存在形式之中的特定的歷史特征——把這些屬性置于批判的考察的核心地位,才能真正做到回歸存在本身……馬克思……把這種對于任何存在均為有效的歷史性當作他的方法的核心……他對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了準確的說明:對處在自己的一定的充滿活力的此時此地的定在之中的過程本身進行考察。這樣一種發展并不像資產階級常常宣稱的那樣,僅僅是對象以及它們的關系等等本身發生的某種變化,而表達和規定這些對象及其關系等等的本質的那些范疇卻基本保持不變。馬克思說,范疇就是“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因此,只有搞清楚某一種存在之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變成了什么,才能理解這種存在之物的內容和形式。“在人體解剖學中有一把獲得猴體解剖學的鑰匙。”這里,馬克思有道理地以真正的批判的頭腦看到了了解歷史性存在的“一把鑰匙”,而不是“唯一的鑰匙”……馬克思所作的批判乃是一種本體論的批判。這種批判的出發點是:社會存在作為人類對其周圍世界的積極適應,主要地和無法揚棄地以實踐為基礎。因此,只有根據這種實踐的真實的存在性質對它的前提、本質、結果等等進行本體論的考察,才能理解這種存在的全部現實的重要標志……因此,馬克思從未放棄過用統一的歷史辯證的方法去認識存在的本質。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當中,這個偉大的思想常常沒有從理論上恰當地表達出來。人們若是對個別的存在方式進行靜止的孤立的考察,并且把所揭示的范疇關系抽象地加以絕對化(而這種做法過去是常常發生的),從而把這樣獲得的關聯“沿用”于其他存在方式,那么這就歪曲了馬克思的上述偉大思想。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這樣一些基本是錯誤的觀點……仿佛這種歷史辯證真理只適用于社會存在,而不——像這里所說明的那樣,基本上——適用于全部存在……這里,只有這種關于每一存在的全部范疇都具有具體的共同歷史特征的思想,才能揭示獲得正確的、對統一性和歷史性進行嚴格區分的考察方法的途徑。

這就是馬克思的整體意義的價值工作辯證法,——價值同時是認識和批判,因而,其只能視為對商品生產發展的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予以同時揭示的工作結果,看作有關于人類商品生產的整體發展規定,看作抽象合類性和具體合類性之間能動的結合過程。剩余價值批判內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了價值辯證法內置的規定。

這樣的思路似乎使我們脫離了我們的主要問題即每一存在所具有的辯證歷史的、過程性的特征,因而從這一整體關聯來看也脫離了社會存在的特點。不過這只是假象。因為沿著這樣的思路,一旦按照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正確地把握了實踐及其全部的本體論前提和后果,那么就會表明實踐乃是人作為人而存在的客觀存在核心,乃是人作為人和社會存在物的存在核心(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曾有過中肯而透徹的分析),而只有從這個核心出發,才能相應地理解具有過程存在性的所有其他范疇?!咀ⅲ罕R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白錫堃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第37-41頁】

《剩余價值理論》把資本批判整體安排成生產方式的資本范疇(剩余價值生產的歷史實現,藉以否決生產方式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生產關系的資本范疇(剩余價值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實現,藉以否決生產關系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交換關系的資本范疇(剩余價值社會分配關系的生活實現,藉以否決交換關系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的工作路線,既因應理論部分闡明了的“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的歷史生產范疇的特征,又彰明“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的歷史生產認識的特征,從而形成對于資產階級物象法的犀利的科學批判。這其實才是真正含意的科學抽象法:以抽象到具體的工作路線,著手展開實踐化的范疇批判和認識批判。

將科學抽象法歸位為思想史上的規定,也就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執行日常的批判——認識批判和思想批判。這是應對資產階級物象科學認識過程的一個特有工作結果。

【注:盧卡奇試圖將發生學的方法直接歸列在本體論的批判之下,使之作為抽象上升為具體的工作批判方法和歷史認識方法?!?/p>

思想史上,科學物象法代表思想假值的平均發展水平和趨于認識上升的趨勢,與之對應,科學抽象法則代表了思想真值的平均發展水平和趨于認識上升的趨勢。兩股力量相對,成犄角之勢。如一者肯定資本是生產方式,另一者肯定資本是物,是物的生產與分配;一者正確地把資本的運動說成社會階級關系蘊涵的經濟運動系統,另一者則以社會物象系統為依據,把它歪曲為單純資源配置運動的系統;一者繼而把社會分配關系看作以組織剩余價值生產為關系中樞的生態群落,另一者則繼之以一整套的真正意義的認識騙局。它們似乎從不同一,但所服從的工作對象委實相同。

奠立資產階級物象法的首要人物是李嘉圖。其理解的“科學”和運用的“抽象”,“一般說來,只是反映、再現過程的表現形式的科學(因而這些表現本身),同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聯系即現實生理學所依據的,或者說成為它的出發點的那個基礎適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說來,這個制度的表面運動和它的實際運動之間的矛盾是怎么回事。”于是,一邊是商品的價值,一邊是生產價格,李嘉圖在它們之間產生了一系列的混淆:(1)“把平均價格或費用價格”同價值混淆起來,“可見,在這里自然價格等于價值,而市場價格無非是實際價格對價值的偏離。”(2)把同一生產領域內的市場價值形成過程同不同生產領域的費用價格形成過程混淆起來,“他在這里只是說明不同生產領域的價格歸結為費用價格或者說平均價格,也就是說,只是說明不同生產領域的市場價值的相互關系,卻沒有說明每個特殊領域的市場價值的形成過程,而沒有這個形成過程,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市場價值。”(3)把勞動同勞動能力混淆起來,從而把“勞動能力的價值”同“勞動的價值”混淆起來,“李嘉圖除了說供求規律把勞動的平均價格歸結為維持工人生活所必需(在一定社會中身體上或社會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以外,實際上沒有回答這一問題。李嘉圖在這里,在整個體系的一個基本點上,正像薩伊幸災樂禍地指出的那樣,是用需求和供給來決定價值。李嘉圖本來應該講勞動能力,而不是講勞動。而這樣一來,資本也就會表現為那種作為獨立的力量與工人對立的勞動的物質條件了。而且資本就會立刻表現為一定的社會關系了??墒?,在李嘉圖看來,資本僅僅是不同于‘直接勞動’的‘積累勞動’,它僅僅被當作一種純粹物質的東西,純粹是勞動過程的要素,而從這個勞動過程是決不可能引出勞動和資本、工資和利潤的關系來的。”(4)最后,通過使“自然價格”和價值的等同化,“‘完全不考慮’市場價格對費用價格的偶然偏離”,并且同樣通過“用費用價格代替了價值”的方式,“根本沒有注意到市場價格在同費用價格相一致的條件下對商品的實際價值的經常偏離,卻按照亞·斯密那樣說明,競爭怎樣使不同行業的市場價格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歸結為費用價格。”李嘉圖這樣做的原因是,他不懂利潤率平均化和價值轉化為費用價格的過程,由此產生了價值理論中的矛盾。“他預先就把利潤率當作規律來假定。”“如果說人們責備李嘉圖過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責備倒是公正的,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價值時無法忘掉利潤這個從競爭領域來到他面前的事實。”但歸根結底,“正是由于不加批判地相信斯密的傳統,李嘉圖在這里走上了歧途。”【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3-184、210-211、229-235、452-453頁】

同時在這里,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也只表明了混亂的價值-生產價格理論的徹底破產。“李嘉圖撇開了絕對地租問題,他為了理論而否認絕對地租,因為他從錯誤的前提出發……為了保持價值——不僅價值量決定于不同的勞動時間量,而且價值實體決定于社會勞動,——就需要否認絕對地租。”李嘉圖否認了資本主義社會對于封建社會而言的剝削性質的歷史延續性。

【注:資本主義社會對于奴隸社會的剝削性質而言,是一種徹底超越,將奴隸制→奴隸買賣條件下的剩余生產徹底顛倒過來,實現由勞動力的買和賣活動本身來引出剩余生產。而地租在封建社會中是“絕對的”,封建地租是封建剝削的基本形式,盡管大多數的場合,它以賦稅或徭役形態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一般實現了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的母子擴展關系。其完整態的路徑是:剩余價值生產→級差地租的獲取→絕對地租的獲取→虛擬收入的社會獲取。李嘉圖否認這個生長鏈條,試圖取消地租剝削的特殊制度屬性,將地租一般歸為“租金一般”。其深意是不僅農業封建主義,而且工業封建主義(資本生產)本質上都是“一般商品生產”導向的,它們本身只服從價值規律的調節要求?!?/p>

以致,他在維護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歷史地位方面,實際比斯密走得還遠。馬克思哀嘆:

【“真不懂威廉·修昔的底斯(羅雪爾)之流的好漢們為什么熱衷于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從他們的觀點看來,李嘉圖‘半真理’——修昔的底斯的寬容的說法——的喪失了它的全部價值。”】

【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40-143頁】

(七)

對交換關系進行庸俗化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進入它的全盛時期之后,為了實行全面統治而產生出來的認識事件,其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當然非科斯莫屬。其間產生的歷史路標人物枚不勝舉,馬克思在他的時代已經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而籠統稱之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這時,構造已經充分地顯露,他們了無遮蓋之物。那么,他們究竟如何做呢?他們一面肯定“交換關系的資本范疇”,一面努力地使之和“物象關系的資本范疇”合而為一,打造一門唯一的交易科學,以便使一切其他科學就都成為多余之物。這是制勝的最后法寶了,抓住了原本不能抓住的道具。這就需要格外的“扭曲”,需要格外的“顛倒”。馬克思沒有機會和100多年之后的科斯之流的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面,和馬克思對面的只是李嘉圖之后的漸漸走上庸俗之路的那些經濟學家們。那么,庸俗經濟學家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說,托倫斯除了試圖在一個極端之上制造形式主義的見解之外,他什么也沒有說。“因此,托倫斯的功績就在于他作了這種表述。他由此做出什么結論呢?結論是,在這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價值規律發生了一個突變,就是說,由資本主義生產中抽象出來的價值規律同資本主義生產的現象相矛盾。”然而這樣說時,他“絕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把‘現象’本身說成是現象的規律。”【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73-74頁】

詹姆斯·穆勒“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邏輯一貫性”,由此引入了“煩瑣哲學”,“把對立的統一歸結為對立的直接等同”;“在這里,一般規律同進一步發展了的具體關系之間的矛盾,不是想用尋找中介環節的辦法來解決,而是想用把具體的東西直接列入抽象的東西,使具體的東西直接適應抽象的東西的辦法來解決。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語,靠改變事物的正確名稱來達到這一點。”【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87-91頁】

“貝利先生用他那種只抓住現象表面的古怪的思維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價值概念所以會形成……只是因為在商品之外存在貨幣,使我們習慣于不是從商品的相互關系來考察商品價值,而是把商品的價值看成和第三物的關系,看成一種和商品相互的直接關系不同的第三種關系。”即“在貝利看來,不是產品作為價值的規定性,導致貨幣的形成,并表現為貨幣,而是貨幣的存在導致價值概念的虛構……因為‘不變的價值尺度’的問題消失了,所以價值范疇本身的問題也就消失了。”【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156-157頁】

由于缺乏歷史觀點,李嘉圖從國民平均數角度看待資本的抽象。“在這里,‘無產階級’為財富而被犧牲。在無產階級對于財富的存在是無關緊要的時候,財富對于無產階級的存在也是無關緊要的。在這里群眾本身——人類大眾——是‘不值什么的’。”但這只是“表明了李嘉圖科學上的公正。”【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36頁】

與李嘉圖具有科學上的公正相反,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恰恰滿意“偶然偏離”本身,把價格波動的道路看作“實際的規律”。并且,“那些較近的經濟學著作家,例如德爾、帕西等等,他們在整個古典經濟學趨于沒落,甚至即將終結的時候,又重揀起了關于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一般的自然條件的最原始的觀點……自以為對地租提出了某種新的和獨到的見解,對于這些人,我們該說些什么呢?庸俗經濟學的特征恰恰在于,當那種在一定的已經過去的發展階段上是新穎的、創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確的見解已變成平凡、陳舊和錯誤的東西的時候,又把它們重新揀起來……把這些問題,和那些只能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較低發展水平上才能提出的問題混為一談。至于他們無休止地、自以為是地反復咀嚼重農學派關于自由貿易的論點……盡管在實踐上還使某些國家發生興趣,卻早已失去任何理論意義了。”【注:《資本論》第3卷,2004,第888頁】

在所有這些方面——能夠成篇幅地寫出洋洋灑灑的空洞的廢話,并且是最后出場的資產階級學者,自然要算麥克庫洛赫之流。他們“不可救藥的、淺薄無知的和無恥的折衷主義”,是對李嘉圖的徹底背離。

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庸俗經濟學家,是現狀的辯護士。使他擔心到可笑地步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潤下降的趨勢;他對工人的狀況是完全滿意的,總而言之,他對沉重地壓在工人階級身上的資產階級經濟的一切矛盾都是滿意的……他甚至知道,“一個生產部門采用機器,必然會在其它某一生產部門造成同樣大的或更大的對被解雇的工人的需求”……他把全部溫情脈脈的關懷都傾注在可憐的資本家身上……在他那里毫無破綻。一切完美無缺。無論商品同商品相交換,還是商品同勞動相交換,這種交換比例都同樣是商品的相對價值。如果交換的商品按它們的價值出賣(也就是說,如果需求和供給相符),這種相對價值就始終是實際價值的表現……因此,“在通常狀況下”,商品所交換的也僅僅是和該商品包含的勞動量相等的雇傭勞動量。工人以工資形式得到的物化勞動,恰好等于他在交換時以直接勞動的形式還給資本家的勞動。剩余價值的源泉就消失了,李嘉圖的整個理論本家的勞動。這樣,也就瓦解了……可見,庫洛赫先生一開頭是在使李嘉圖理論貫徹到底的外表下破壞這個理論……他無恥地從李嘉圖投奔到馬爾薩斯那里去了,——按照馬爾薩斯的學說,商品的價值決定于商品買到的勞動量,這個勞動量必須始終大于商品包含的勞動量。麥克庫洛赫和馬爾薩斯的區別僅僅在于,馬爾薩斯把這一點按其本來面目,即把它作為李嘉圖的對立面說出來,而庫洛赫先生卻以一種使李嘉圖理論失去意義的表面的徹底性(即徹底的淺薄無知)采用李嘉圖的說法,然后又采用這個對立面。因此,李嘉圖學說的最內部的核心——在商品按其價值進行交換的基礎上利潤如何實現……對他來說這個核心是不存在的。既然交換價值……“事實上”總是大于實際價值,因為利潤就建立在這個余額上(借“事實上”一詞作了一個出色的對比和出色的分析)……所以,適用于“勞動”的,也適用于“其它任何商品”。換句話說,商品不僅同比它包含的勞動量大的直接勞動量相交換,而且同比它包含的勞動量大的其它商品中的物化勞動量相交換;這就是說,利潤是“讓渡利潤”,這樣,我們就又回到重商主義者那里去了。馬爾薩斯直截了當地做出了這個結論。在庫洛赫那里,這個結論則是不言自明的,不過他卻把這妄稱為李嘉圖體系的發展?!咀ⅲ骸妒S鄡r值理論》第3冊,1975,第183-186頁】

《導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那一節內容,以史的筆調整體展示了資產階級物象法工作思路。這其實是資產階級工作者以他們的眼界本能地從歷史現象中汲取的思想看法。這種“方法論科學”的移植——從思想史到經濟體系構筑——的是否成功以及方法本身的完善程度,就同時表明了麥克庫洛赫之流的事業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最終為現代的庸俗經濟學家所繼承。

事實上,通過滿足在思想史領域,資產階級已經成功地持續不斷進行著這種移植,建立了嫻熟的移植技術,——由此所謂經濟學方法論,就是科學哲學對于經濟學的應用。移植過程是一項文獻思想的教導過程,是徹底的解釋學化,一步步地把黑格爾的主觀邏輯庸俗化,并重新把康德引入進來,好像是,人們對于他們已經從事過的研究問題和采用的現在已明顯過時了的方法(技術)完全地一無所知。一切都要重新來過一遍!把“平凡、陳舊和錯誤的東西”重新撿拾起來?,F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往往就在這方面與之媲美,進行“科學競賽”,就有了抽象到具體的徹底解釋學化的分析技術。出現了解釋學對抗的現代經濟分析中的特有景觀:一方是直截了當的資產階級的解釋學方法——科學物象法,一方是以馬克思主義方式工作模擬出來的解釋學方法——科學抽象法,彼此分立,互不認同對方,成為“爭戰的”兩個陣營和學派,卻又神奇般地實際共享同一種技術——解釋學。這就造成了教科書的固有的特點:知識論構筑和認識論宣揚,各為其主,各自捉對廝殺。然而,這是表面上的空前繁榮——僅僅以數以億萬計的論文傳播非批判性的文獻綜述類型的經濟思想史的繁榮,并且,這些繁榮景象僅僅以科學美容自己,如科學物象法的“實證科學+數學模型”,以及科學抽象法的“哲學科學+邏輯模型”,有價值的方法論科學的元素全部為哲學主義和科學主義所統轄。因此盡管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用抽象技術把自身打扮得莊重靚麗,但由于仍然恪守科學是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樣的工作信條,就無法繞開知識論的運軸,到底不過是公式化的抽象方法的構筑體系。

【注: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一句順口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的實質內容就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切入,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通過運用科學抽象法,最終達到了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說明目的?!?/p>

其信奉范疇體系的構筑方法,但就為體系而體系這一點而言,到底也不會比科學物象法要好上多少。而說穿了,某種程度上,它們愿望相同,都為知識論而工作,內心懷有的科學想望均圍繞知識而運轉,但是這樣一來,非批判的知識論和批判的知識論就必須被同等地位地稱作“知識論”。在后一種場合,我們的社會主義者考茨基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工作幻覺,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問題上,同樣會跌入“資產階級文獻綜述”的窠臼。

(八)

考茨基持有工作幻覺的依據是,從實際的認識生產的進程看,資產階級的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畢竟是共存著的。這樣,歷史部分的邏輯就一直備受爭議??蓺w納出這么幾個主要問題:(1)馬克思為什么要單獨和先行寫作“歷史批判部分”?(2)由第一個問題必然引出的思考是,歷史部分的性質究竟是什么?換言之,意在追問《資本論》第四卷到底有無獨立邏輯?(3)由之必然歸結的一個問題是,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的關系究竟為何?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在這些爭議中,考茨基很明顯地站在了持否定性意見的一方。但是,為什么考茨基是錯的呢?

第一個爭議邏輯:考茨基事實上認為(許多批評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如此認為),“之所以必須把歷史地批判性的研究工作當作馬克思創立經濟學說的起點,這也許是因為理論及其所根據的前提需要通過理論的歷史再現來加以驗證。”而針對“考茨基認為《剩余價值學說史》的使命在于提高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實際上是抹殺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完成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價值學說史》里鮮明地表現出來的革命變革”,盧森堡反駁說,不能“同意考茨基的樂觀主義的意見”,“他現在期待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轉向更深刻地和更有效地研究各個古典學派”,而“馬克思的新著作,以其全部偉大意義和革命精神,只能從戰斗中的無產階級身上取得生命力。”【注:維哥德斯基:《〈剩余價值學說史〉在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的地位》,何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第55-72頁】

依據第二個爭議邏輯:考茨基順理成章地推論出,“這樣做,全書的重要部分,必須重新改作。”【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1卷,郭大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編者序】

以致可以說,“在形式上,它們是一個完整的全體。”【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3卷,郭大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編者序】

考茨基工作的自然結果是從現成性上利用馬克思的材料,將其編成一部“獨立性著作”。但是,“《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結構同《資本論》前三卷的結構只在基本上是相同的。實際上,《資本論》第一卷所研究的問題不僅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一卷,而且在第二卷、第三卷里都得到了反映……最后,不論在《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第二卷或第三卷里,都可以看到與分析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再生產有關的一些材料。”因此,“如果馬克思著作的歷史部分的內在結構方面不是基本上再現他的理論部分的結構,那上述情況就不可能達到。”【注:維哥德斯基:《〈剩余價值學說史〉在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的地位》,何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第73-74頁】

對于第三個爭議邏輯,考茨基的意見無疑是終局性的。即根據馬克思所寫出并遺留下來的《剩余價值理論》歷史材料,無論如何,不能作為“《資本論》第四卷”來安排:它們是作為與理論部分平行的寫作——理論史,從而只能當作“剩余價值學說史”來安排??即幕\懇地認識到:

【“在這個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進,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預期,把它編成《資本論》第四卷,是我的能力辦不成的。”】

因此,考茨基的總的看法是:

【“理論的歷史發展的敘述,在這里,是全然放在一個特殊理論及其展開的批判后面了。”】

【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1卷,郭大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編者序】

考茨基的錯誤在于:第一,不了解第四卷實踐的邏輯是范疇發生的認識機理,在這種意義上,它使認識范疇的生產實踐化,在思想領域貫徹認識由歷史生產的原則??即幕焱死碚摬糠?、歷史部分的不同的寫作性質和與之契合的不同的工作批判性質;據此錯誤認為,歷史部分絕對被動地契合于理論部分,將歷史部分在工作簡化的意義上降低為理論部分的附錄,在寫作目的上則矮化成簡單為理論“思想尋根”??即幕J為,編出剩余價值學說史純粹為了尋求理論史上的連續結構,是馬克思向古典學派的“致敬”,而否認馬克思之于他們的思想上的革命性斷裂。

【注:出于謙遜的工作態度和對思想事實的尊重,馬克思本人時常這么說話,例如自稱是李嘉圖的學生,說自己的價值論思想來源于斯密和李嘉圖,甚至說他們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認識,等等。其實,這也是將先驅者們視作歷史路標人物,從而直接作為“歷史代言人”的需要。關于這些認識,我們可以在這里多說兩句。古典學派一直不能擺正分工和交換的關系,例如,斯密重視的是交換,而李嘉圖重視的是客觀的分工即勞動和生產。在這一點上,他倆是對立的,“亞當·斯密宣布勞動一般……在談到細節時總是搖擺不定,把社會過程在不等勞動間強制實行的客觀的均等化,誤認為是個人勞動的主觀的權利平等。他力圖用分工來說明實在勞動之轉化為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即轉化為資產階級勞動的基本形式。認為私人交換以分工為前提固然是對的,但是認為分工以私人交換為前提就錯了。例如在秘魯人中曾有過非常發達的分工,但是并沒有私人交換,產品并沒有作為商品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53-454頁)另外,李嘉圖不懂得正是私人交換導致分工成為特定的社會分工形式,所謂:“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89頁)如此才有馬克思的以下說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資本論》第1卷,2004,第55-56頁)】

進一步為了表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不是在空地上生長出來的,它克服了那些使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困惑不解的矛盾,它解答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注:維哥德斯基:《〈剩余價值學說史〉在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的地位》,何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第72頁】

因此,盡管考茨基懂得發生學,可那畢竟是歷史進化論工作意蘊的,而且深受達爾文主義束縛。他最終不懂得《資本論》邏輯在怎樣的意義上是屬于“發生學的”。盡管寫有《唯物主義歷史觀》皇皇巨著,但最終沒有能懂得如何以認識發生學把脈歷史;由于不懂得一切存在究竟如何從它們自身的規定中生長起來,乃至不懂得社會究竟如何從歷史中生長起來,使這位馬克思的學生真正面對馬克思的手稿時很是犯難,缺乏對《資本論》進行審讀的能力,也就不能夠領略到歷史部分深層的邏輯意蘊。

第二,錯誤認為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之根”在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如此,馬克思經濟學被強迫地和它之前的經濟學一致起來了,并在歷史方面(直至在認識方面)獲得統一性。這是在尋找物質(生產力)拜物教的根據嗎?“請把這種‘理想主義’同李嘉圖的理論在‘這個不可相信的修鞋匠’麥克庫洛赫的著作中變成的粗野的物質拜物教比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僅人和動物的區別不見了,甚至連生物和物之間的區別也不見了。讓人們還去說什么在崇高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唯靈論面前,無產階級反對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滿足鄙俗的需要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義吧!”【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294頁】

這其實是考茨基字典里的認識機理——理論發生的認識機理:抹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完成了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價值理論》里表現出來的鮮明性思想認識變革。通過將歷史部分處理成歷史上的一脈相承的文獻,從而也就可以從古典學派有價值的思想發展中再現出馬克思的思想。這是“古典再現”意義的經濟思想再造工程,是古典思想自身的發展,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應該感謝馬克思,是他幫助了資產階級進行的理論改造,發展出對于他們而言原本是需要的正確性認識。這只是考茨基的一廂情愿的工作想法。對于資產階級而言,這當然意味著“真正的認識革命”完成。

對單純的社會主義者或作為李嘉圖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來說,他們則整體表現出對于李嘉圖的誤解、對于李嘉圖理論的反對以及對于理論本身的誤解。比如萊文斯頓,把資本主義發展的對抗形式同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容本身混淆起來,由此產生對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發展成果的否定態度。甚至霍吉斯金也是如此。“萊文斯頓和小冊子《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的作者一樣,表現為一個禁欲主義者。在這里,他本身又是為政治經濟學家的概念所束縛。沒有資本,沒有財產,工人消費的必需品便會生產得極其豐富,但不會有奢侈品的生產。”但是,只有把資本看作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表現,才能談資本的生產性??梢?,“霍吉斯金的錯誤在于:在研究資本的生產性時,他沒有區別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使用價值的生產,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交換價值的生產。”【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286-294頁】

應該說,“李嘉圖的理論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礎上產生的對立面具有如下特點:政治經濟學,隨著它的不斷發展,——這種發展,就基本原則來說……越來越明確地把勞動說成是價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價值的唯一[積極的]創造者,把生產力的發展說成是實際增加財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勞動生產力的盡可能快的發展說成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實際上,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在它證明價值規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權也不受資本積累等等的破壞的時候,其實只是企圖把一切和這種見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現象從理論中排除出去。”進一步,“這些政治經濟學家把社會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表現出來的這種一定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說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說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這種生產關系說成是社會勞動的絕對(而不是歷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關系。由于受到資本主義生產視野的局限,他們把社會勞動在這里借以表現的對立形式說成和擺脫了上述對立的這一勞動本身一樣是必然的。這樣,他們一方面把絕對意義上的勞動(因為在他們看來,雇傭勞動和勞動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樣絕對意義上的資本,把工人的貧困和不勞動者的財富同時說成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他們不斷地在絕對的矛盾中運動而毫不覺察。”于是,“‘勞動,或者說,資本’——在李嘉圖的這種說法中,矛盾本身以及把這種矛盾當作等同的東西說出來的那種天真,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因此,“這實際上是從李嘉圖的觀點,從李嘉圖自己的前提出發來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話。”【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284-286頁】

猶如李嘉圖不懂得他的體系中的資本和勞動等同,同樣,考茨基也不會懂得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說到底,“古典再現”不外乎是那些試圖無條件地追隨李嘉圖的社會主義學派的一些幼稚想法。他們不懂得李嘉圖的理論事實上已經毫不留情地描述了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導致的現實矛盾。“既然這些矛盾在李嘉圖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得到了理論上中肯的、盡管是無意識的表現,那么,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思想家抓住了在理論上已經給他們準備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285頁】

因此進一步,盡管他們決沒有把資本主義看作永恒的關系,并且也“把資本作為特殊的生產關系來描述”,不過按其內心的善良的愿望,仍需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觀同關于資本只是“積累的儲備”的資產階級拜物教觀點結合起來,——“在這里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這門實際科學是怎樣結束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被看作僅僅是歷史的關系,它們將導致更高級的關系,在那里,那種成為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基礎的對抗就會消失。”【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472-474頁】

在這里,考茨基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像瓊斯和蒲魯東一樣,“一般說來,他的批判是幼稚的”,實際上,“他甚至根本沒有掌握他要批判的那門科學的基本要素。”因此,考茨基在面對真正的庸俗經濟學家時不僅顯得異常地膚淺,甚至連資產階級理論家也不如(像路德,就比蒲魯東站得高、看得遠)。以至于僅能做到這一步:“既能說明庸俗經濟學家是用什么樣的方式來維護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范疇的,也能說明膚淺的社會主義……是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攻擊這些范疇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3冊,1975,第581頁】

因此,考茨基實際上只曉得一點:馬克思“提示了剩余價值學說的全部發展,一直到那和他自己結合著的點”,即“在那里,瓊斯完了,馬克思進來了。”【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3卷,郭大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編者序】

第三,不能認識到歷史部分與理論部分乃是在深層邏輯的結構層面上進行“互現”,而以理論部分的整體邏輯性為要求拒絕承認歷史部分的“獨立邏輯”地位,復又以所謂文獻邏輯的獨立性的借口,實質取消了歷史部分工作邏輯之特殊性。通過這些手法,歷史文獻部分似乎“名”符其“實”了,成為關于歷史文獻的既受約束,又不受約束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工作體系??傊?,考茨基就是希望將“剩余價值理論”的歷史材料,建立為類似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歷史方面的“教科書”那樣純粹的理論認識體系??即幕鶝Q不能明白:“《資本論》的歷史部分是從邏輯方面完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同時也是整個研究的起點……所以說,《剩余價值學說史》結構的特點是:馬克思的歷史批判性的分析同理論研究在這里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弄清楚這一點,使我們有理由說:“《剩余價值學說史》絕不是經濟學歷史方面的教科書。”【注:維哥德斯基:《〈剩余價值學說史〉在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的地位》,何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第77頁】

(九)

《資本論》第四卷作為獨立邏輯安排,它與理論部分一起形成結構上的輝煌。作為全書總括,與理論部分并列形成篇章上的獨立性,乃是為著一個總的工作目標:范疇生產。這個目標是執行特殊批判的需要。它由認識批判始發,由歷史所生發,爾后千年長城、萬里河堤,完結總的范疇生產規劃,貫徹于總體認識中,最后完竣了總體理論構建。貫穿線索是語言生產和范疇批判。

在談到《剩余價值理論》的寫作動機時,馬克思本人確實說過:要創立歷史法庭,對每個人論功行賞?!顿Y本論》中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社會利益關系的承擔者。由此,《剩余價值理論》是整體生產資本范疇的認識批判體系,反過來,這種認識規定必然涵容在剩余價值(生產)的發展中。這構成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通力寫作的需要。而通過對于資本對象的長期理論與現實觀察,馬克思才得以最終認識范疇生產的這個奧妙,發現它的歷史生理結構。

固然,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頭腦里,也和在資本家的頭腦里一樣,這些物在同勞動的關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會形式,是和它們作為勞動過程的因素的實際特性交織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經濟學家們一到著手分析勞動過程的時候,他們便不得不把“資本”這個用語完全拋開,而去談論……物的條件同勞動的關系;勞動本身在這里表現為支配它們的活動。在這方面絕對沒有勞動和資本的關系,而只有人類合乎目的的活動在再生產過程中同它自己的產品的關系。它們仍然是勞動產品,仍然不過是勞動自由支配的對象。它們只是表示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的范圍內,勞動把它本身所創造的,至少是在這種形式上所創造的物的世界占為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動必須和它的材料相適應外,它們決不表示這些物對勞動的任何其它支配權,否則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動,就不是勞動了。只有把資本看作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表現,才能談資本的生產性。但是如果這樣來看資本,那么這種關系的歷史暫時性質就會立刻顯露出來,對這種關系的一般認識,是同它的繼續不斷的存在不兼容的,這種關系本身為自己的滅亡創造了手段。但是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把資本看成是這樣一種關系,因為他們不敢承認它的相對性質,也不理解這種性質;相反,他們只是從理論上反映了為資本主義生產所束縛的、受資本主義生產支配的、同資本主義生產有利害關系的實業家們的觀念……既然這些政治經濟學家把資本描述成永恒的生產關系,他們就把資本歸結為勞動對它的物質條件的一般關系,這種一般關系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并不包含資本的特殊性質……政治經濟學家們經常把這些物借以表現為資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們作為物以及作為一切勞動過程的簡單因素的屬性混為一談。作為“勞動的使用者”的資本所含的奧妙,他們卻沒有說明,他們只是不斷無意識地把這種奧妙說成是某種同資本的物的性質不可分離的東西?!咀ⅲ骸妒S鄡r值理論》第3冊,1975,第291-292頁】

《資本論》研究線路無疑為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構造整體樹立了工作典范——方法論科學和認識論科學的統一,因為這樣能確保徹底看清資產階級的認識拜物教,不管其是三位一體,或是四位一體(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虛擬-預期收入),亦不管其是物象的生產關系的構造,或是物象的交換關系的構造的公式。這樣,迫使理論家們來到一個決戰場所——階級?!顿Y本家》全書都是關于階級實踐科學的。這難道還需要作過多的說明嗎?第一,階級是與供求分析無關的,——這里沒有通常那種純粹現象學上的工作要求;第二,難道階級關系的本身可以同樣被物象(化)嗎?第三,階級不過是堅持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的規定,它本身一定會被拋棄。

關于階級理論科學,馬克思恰當地留下工作沉默。對于第一項實踐內容,后來的整個新古典經濟學所執行的路線不過就是使階級與供求分析“有關”。

【注:《資本論》是對人類社會階級關系的最后結果的分析,因此以《階級》為理論大結局。要之,它又是對經濟形態運動的多重系統分析,是對構造本身成因的分析?!?/p>

對于第二項實踐內容,我們必須謹防馬克思主義新古典主義化的工作努力,約翰·E·羅默是尤其值得重視和予以批判的代表人物,盡管他的工作從整體上看完全無效,并且是徹底失敗了的,但他所造成的影響是久遠的;對于第三項實踐內容,人們則注定要追問: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所發生的沖突究竟與各種階級結構的歷史形式有怎樣的關聯,又怎樣與階級的消滅發生聯系?別無選擇,馬克思最后留下《階級》未完稿:

我們知道《資本論》第三卷是怎樣結束的:一個標題《社會各階級》,只有二十行,然后就是沉默?!咀ⅲ喊柖既龋骸蹲x<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226頁】

畢竟,《資本論》并非說明了全部的階級實踐,馬克思不斷努力,打破現有資產階級理論的總界限,目的是等到客觀材料的備齊,而總能使主觀邏輯和客觀邏輯保持一致。因為,就批判的本性而言,其本身就要求這么做。

(1)在英國目前的工業危機還沒有達到頂峰之前,我決不出版第二卷(第二冊和第三冊)。這一次的現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開其它各種正在變化著的情況不談,這很容易用下列事實來解釋:在英國的危機發生以前,在美國、南美洲、德國和奧地利等地就出現這樣嚴重的、至今幾乎已經持續5年之久的危機,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因此,必須注視目前的進展,直到情況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

(2)我不僅從俄國而且也從美國等地得到了大批資料,這些資料使我幸運地得到一個能夠繼續進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結束這項研究以便發表”……再指出一點:要找出在美國和俄國之間的真正的共同之處是不可能的?!咀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第633-637頁】

【附識】資本認識史指向的是“批判行動”,即全面地認識批判。行動理論在意蘊與模式上和標準的社會學理論相比,特質規定是豐富的總體與階級實踐工作內涵。此種研究具象出“實踐態的歷史唯物主義”。與之工作路徑類似但內涵邏輯殊異的是哈貝馬斯努力建構的“交往行動的理論”。后者與經濟學上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廢墟相類似,其帶來了哲學上的“科斯問題”:踐行“非批判實證主義”,試圖從行動圖型上抹掉“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構造。但這樣的話,客體批判與主體批判的界限即被模糊了,且是對行動與理論統一關系的嚴重背離。與之不同,《資本論》中的行動是“總財產關系”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行動與自我認識(規定)。這種認識能動性和所有制的自我批判功能是內在一致的,由此讓我們體會到認識生產對于歷史本身的依歸性。

【判語·四維詞】“流水春去,天上人間,可憐無悔!會通旨意,志標雋史,客體批判終歸識。說什么心智地圖,原是虛泛物質。講什么三維構造,縱然人物價值,枉自虛置。昭示依誰人?寶玉循于精神,宮闈慵缺侍衛,花間遁走云泥。約重來,因亡果散,可憐無意!各奔騰。景象盡顯,個性淋漓,劫數千重!閱盡空靈去,端倪相思罷,早尋歸期。”

【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資本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本文系《保衛資本論》第十六章,修訂版2017,第446-5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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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資本論

原標題:許光偉:《保衛資本論》:認識發生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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