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英國大選觀察:工黨的失敗與困境

工黨左翼雜志《護民官》(Tribune)的主編在選后批評到,工黨本次大選的失敗不是因為它有太多工人階級政黨的因素,而是因為它保有的工人階級屬性越來越少,它和工人性的群眾政治(mass politics)聯結太少的緣故。

2019年英國大選觀察:工黨的失敗與困境

2019年12月13日,保守黨在大選中狂勝,而工黨卻收獲了自1983年以來最大的選舉失敗。很多年輕的工黨支持者對這樣的結果有些瞠目結舌,甚至發出這樣的疑問:保守黨執政9年來,英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割裂、敵對,為何大家依然把手中的選票投給保守黨,難道真的是工黨做得太差了嗎?當然從主流媒體的報道和各家研究機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次大選依然是以脫歐為主調的一次選舉。保守黨的選舉口號“完成脫歐”(get Brexit done)簡單而有效。根據選后民調數據,大概80%在2016年脫歐公投中選擇脫歐的選民在這次大選中把票投給了保守黨,也基本上宣告了英國政治在此次選舉之后的主題工作就是“完成脫歐”。但從工黨的失敗來看,這次選舉的結果卻遠遠在投票之前就開始醞釀,不只是脫歐這個因素就可以解釋其敗選的,其原因復雜而又多元,值得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斟酌考慮。

媒體效應

自十月底議會表決將在12月重開大選之后,選戰再次成為了新聞的重心。在選戰機器開動之時,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媒介宣傳工具,各家立場預設的主流媒體也開始爭相為大選造勢。在英國這樣一個保守的老齡化社會,大多數中年以上的英國人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依然是:電視,廣播和紙媒。仔細觀察英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會發現很多英國人仍然保持著這樣的傳統習慣:早上起床早餐時間收聽晨間廣播,上班通勤或是日間閑暇時閱讀報紙,晚上是屬于收看電視節目的時間。所以,傳統的媒體方式仍然極大地影響著很多英國人對于政治事件的思考意識。

在十一月初到投票日的這段期間,各大紙媒基本依照慣歸入了對立的兩個陣營之中:偏右的《太陽報》《每日快報》(tabloid,這兩份報紙均是在底層民眾中流行的小報,發行量大),《每日電訊報》(中產保守)和《泰晤士報》(工商知識右)等較多或比較隱晦地支持保守黨;相對,《衛報》(中產知識偏左)及《鏡報》(底層流行小報)等當地報紙比較傾向于支持工黨。在這場媒體的宣傳戰中,對兩黨的首相候選人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的個性刻畫充斥于各大流行小報。這樣的對于兩黨領袖個性刻板化的報道而非對兩黨政策的優先解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普通選民的選舉傾向。

12月3日,英國4頻道電視臺(Channel 4)在2017年的工黨選民中挑選了一個樣本小組進行采訪。當主持人問道大家是否還會票投工黨時,小組成員一致給出了否定的答案。為什么?大多數人的回答非常簡單:科爾賓。大概是受到了媒介新聞的影響,很多人認為因為科爾賓“不可捉摸”的左派個性,他們不知道如果他當選他到底會如何改變英國。當問題轉向到對約翰遜的認知,受訪者表示,雖然大家的認識里保守黨領袖是一個看似愚蠢的黃發小丑和謊言制造者,但約翰遜相比科爾賓來說,讓人感覺他更直率(比如他的主張簡單而直白,就是率領國家完成脫歐)。媒體關于兩黨黨魁個性的討論的確讓保守黨在民眾的認知中占了先機。再者,右派媒體對科爾賓本人的負面刻畫更加深了人們對工黨的不信任。特別是在工黨黨工及志愿者在各個選區的拜街活動(doorsteps campaigns)中,很多選民不留情面地講出了對科爾賓的極差的個人印象:“他是個恐怖分子”;“他支持共和軍恐怖主義”;“我不會投給工黨,因為科爾賓是個共產主義者”;“科爾賓很糟糕,他是個反猶分子(anti-Semite)”。這些指責在在大選期間持續發酵。例如,右派媒體成功地將科爾賓在1970-80年代對英國帝國主義的指控簡化為對愛爾蘭共和軍行動的支持,將他左派的激進立場等同于洪水猛獸一般的“極權式共產主義”,把他在巴以沖突中持有的反以色列立場與極右式反猶主義劃上等號,諸如此類的抹黑報道在選戰期間層出不窮,閱讀并接受右派報紙信息的普通選民產生對科爾賓個性的懷疑和懼怕也就不足為奇。一些資深的工黨(中右翼)政治家在選后一直強調,在工黨的拜街活動中,眾多選民點出了對科爾賓的不信任與脫歐是工黨大選失敗的主要原因。但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保守黨及右派宣傳機器對工黨形象的群而攻之,而間接參與到苛責工黨左翼選舉表現的行列中去。當然,作為黨魁,科爾賓必須承受媒體對他的攻擊,并且必須承擔工黨大選失敗的責任,但僅僅把失敗原因的焦點放在他的個性和脫歐方面是遠遠不能解釋工黨的敗選。

相對傳統媒體對選舉的介入,工黨利用草根媒介方式為選舉造勢的舉措(例如利物浦球迷自發的在英超比賽中掛出支持工黨的標語及在歐冠對陣薩爾茨堡的客場比賽中歌唱科爾賓,等等)就顯得有些蒼白無力。首先草根的工黨媒介無法與主流傳媒在資源上相匹敵,并且主流媒體也大多排斥對支持工黨草根文化的報導;其次,雖然草根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傳播了工黨的政策指向和對主流媒體負面刻畫的反駁,但其接收者大多是支持工黨的年輕化的和傳統的工黨選民,政治宣傳模式如何突破同溫層,向更廣的民眾層面傳遞也是工黨在未來亟需面對的難題之一。

工黨左翼內部對立的脫歐立場與倉促的選戰策略

經過4年多的耕耘,在科爾賓的帶領下,工黨左翼在這次大選前在黨內與中/右翼博弈中占據了相對優勢的領導地位。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和前座議員(frontbenches)大多都是科爾賓同盟者,黨內領導層也更加多元化及年輕化(影子內閣增加一些80后及更多的女性成員)。但科爾賓的同盟者卻在很多議題上并不團結,尤其在脫歐這個議題上依然分裂為留歐派和脫歐派兩個陣營。留歐派以倫敦地區的艾米莉·索恩伯里(Emily Thornberry)和基爾·斯塔莫(Keir Starmer)為首,他們是黨內中產左翼的代表人物,其強烈的留歐立場也獲得了科爾賓老戰友、影子財政大臣麥克唐納的支持(John McDonnell)。站在留歐派對立面的是以工會領袖萊恩·麥克科拉斯基(Len McCluskey)和安德魯·穆雷(Andrew Murray)等人為首的以工會為后援基礎的脫歐派。與保守黨清楚明白的強脫歐立場(甚至可以強推無協議脫歐)和支持留歐的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一貫主張的二次公投不同,經過三年多的黨內辯論,工黨一直不愿明確向媒體和民眾的釋放出其清晰的關于脫歐問題的立場,這也成為了本次選舉中工黨的阿克琉斯之踵,為其敗選埋下了伏筆。最終,在選戰前夕,一直持疑歐立場的科爾賓最終同意了留歐派的意見,在工黨的選舉綱領中添加了讓民眾最終決定是否脫歐公投(final say referendum)的許諾。誠然,這樣的承諾能吸引大部分青年世代和中產階級對工黨的支持,但對無限期拖延脫歐反感的工人階級選民來說,工黨的此項承諾卻提不起他們任何的興趣,而工黨高層卻依然不自知,三年以來領導層在留歐/脫歐立場上的躊躇使得工黨錯失了自己收復失地的最佳時機,并丟掉了長期支持自己的傳統選民基礎——即早已沮喪無組織化的勞工階級。

在一個多月的選戰過程中,工黨的選戰策略也出現很多的問題,讓人感覺雄心有余但卻過于倉促。首先,在制定選舉策略時,工黨選戰的決策層過于雄心壯志,他們制定了針對150個的目標選區進行選戰活動的計劃,但事實上由于人力物力分配的不均衡,工黨在倫敦、南部及其他一些地區投放了大量的黨工及志愿者(例如,在首相約翰遜的選區Uxbridge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及宣傳,妄圖通過大量的拜街活動使得首相在其選區不當選),同時卻忽視了對北部自己在任的邊緣選區的回防,使得工黨在實際的選戰活動中既沒有了咄咄逼人的銳氣,也喪失了大量的“兵源”去保護自己的邊緣選區。從選舉大敗的結果來看,雖然倫敦依然是“紅色”的工黨之都,工黨也保住了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伯明翰等大城市的席位,但這樣如同無頭蒼蠅的選戰策略使得工黨丟失了許多北英格蘭、北威爾士及英格蘭中部的前工業重鎮選區,無異于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其次,相對保守黨簡單有效的選舉綱領,工黨的綱領在一些批評家看來過于繁瑣,使得民眾無法真正了解工黨的政策和立場。對于偏左的知識精英階層來講,工黨的競選宣言是近乎完美的,它涵蓋了年輕世代關心的教育、能源及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也包含了底層民眾關注的對公共服務、國民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地方發展、勞權保護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的政策,還囊括了中產階級及少數族裔關注的脫歐和移民權利的立場性說明和政策支持??茽栙e自己也一直強調工黨的左翼綱領是可行的,也在民眾中受到了歡迎。但在實際的選戰宣傳和活動中,很多觀察家及黨工指出工黨沒有一個貫穿中心的政策主線:究竟是以“拯救國民健保”(Save the NHS)還是以支持留歐立場甚或勞權保護增加就業來作為工黨選戰的主要宣傳口徑和方向呢?在實際過程中沒有定論,甚至根據某些黨工的敘述,選戰活動的口號是極其混亂。有黨工抱怨,在每天的拜街選戰活動中,他們被要求,今天的宣傳主線是勞權,明天的主線是養老金話題,再過一天,又開始對選民談論工黨的免費寬帶或國有化鐵路、降價火車票的承諾。這對于普通的底層民眾來說,當然是一張極其完美的大餅,但實際上又像是一個復雜的“打包零售優惠”(a combined retail offer),太過于眼花繚亂,與保守黨簡單的“完成脫歐”的政策口號相比,讓選民抓不住工黨未來的政策核心。即使是親科爾賓(Corbynistas)的黨內青年組織“動力”(Momentum)的領導人之一喬·萊斯曼(Jon Lansman)也公開抱怨說,新的競選綱領過于細節與冗長,其實應作為工黨的長期運動指南,而非作為競選政府的宣言。另外,一些年輕的負責對外宣傳的工黨黨工對“簡單即是有效”保守黨口號不甚理解,甚至對這樣的宣傳嗤之以鼻,嘲笑其為“無聊的托利黨,只會把同樣的東西翻來覆去的講”,但在實際選戰中,正是這樣簡單有效的“完成脫歐”的口號抓住了人心,一舉在本次選舉大敗工黨。

紅墻的崩塌——基層選民的失聲和漠然

本次大選工黨總共丟掉了60個席位,而只在倫敦的帕特尼(Putney)增加了一席。而這60個丟掉的選區里,52個是2016年的脫歐區,24個曾經是工黨的鐵倉,包括百年以前就是工黨選區的Rother Valley及Newcastle-under-Lyme,前首相布萊爾的選區Sedgefield,享有“下議院之父”之稱的丹尼斯·斯金納(Dennis Skinner)當選49年之久的Bolsover選區,等等。一般來講,傳統的工黨票倉被稱之為“紅墻”(Red Wall)。這次選舉之后,紅墻的崩塌成為了英國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為何一夜之間,傳統的工黨選民會轉向票投保守黨?這個現象值得深思。

首先從工黨在前工業城鎮的拜街運動的情況來看,在與一些來自于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工黨黨工和志愿者交流的過程中,他們與筆者分享了他們所感知到的普通工人階級選民的幾大感受(包括誤解):1. 在初步與底層選民接觸的過程中,拜街的志愿者們會強烈感受到一些民眾對政治的冷感和不信任,一種對英國五年來連番進行的四次公民投票的疲憊感。面對各黨派輪番的敲門拜票,他們中很多人已經喪失政治熱情,根本不愿和志愿者進行攀談。2. 通過志愿者的努力,大多工人(或工人失業者)選民還是愿意與他們進行深入的交流。但雙方談論的重點已不在于工黨政策的優劣,這樣的攀談變成了一些選民傾訴自己失望/憤怒情緒或是表達自己擔憂的機會,他們認為自己是政治上長期失聲的一個群體,只有通過這樣的機會才能把自己心中的郁結和情緒傾瀉出來,讓黨派的志愿者了解他們真正的需求。3. 在右派媒體的負面渲染下,很多受到影響的選民會表達他們對科爾賓的強烈的厭惡感,并且質問前來拜票的工黨志愿者是否是接受了工黨付給的競選工資才來參加這樣的拜票活動。這樣的誤解和不友好,一些時候使得志愿者不快甚或憤怒,因為大家都是抽出自己的空閑時間,義務來幫助工黨助選。而志愿者卻不能因這樣的誤解和質疑去與選民們激烈地辯論,道理很簡單——這些工人選民都是他們所要爭取的對象,所以這種不快通常很快地轉為一種無奈,自己消化。但很多選民也不只談到了他們對科爾賓的厭惡,志愿者們大多都能體會到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對各路政治家的不信任,并把所有政治家統稱為“謊言制造者”(lie producers)。4. 在西約克郡一些前礦業小鎮(脫歐區)進行拜票時,工黨志愿者們不得不認同保守黨“完成脫歐”的口號特別能拉近與工人選民的距離感。大多底層選民會告訴前來拜票的工黨志愿者這樣一種情緒:工人是被剝奪的一個群體,而剝奪他們工作機會不只是英國政府,在某些工人失業者看來,是歐盟以及歐洲流入的移民造成了這樣的一種剝奪感,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想英國盡快離開歐盟的主因之一。5. 當一些白人選民看到工黨的拜街中存在著一些來自少數族裔的志愿者,雖然他們不會直接對這些志愿者說“滾回自己國家去”(go back to your country)這樣極富種族歧視攻擊性的話語,但他們也會通過其他種族歧視的方式揶揄這些志愿者,來表達自己反移民的情緒。例如,筆者的一名西班牙裔的英國朋友在參與工黨拜票的活動中,會被一些當地的選民追問他是否是“巴基斯坦人”,因為本地巴基斯坦社區壯大讓一些白人選民產生了不適及擔憂的情緒,這明顯是一種種族主義在競選拜票過程中的反應。6. 經過志愿者的深入了解,大多底層選民都會把加大對“國民健保服務”(NHS)的投入當作投票考量的優先標準。志愿者們下了很多功夫從這個切入點入手去勸說選民票投工黨。當然一些中間選民也表達了他們會因為NHS而最終選擇工黨??墒?,從最后大選的結果來看,這些選民 “票投工黨”(vote Labour)的許諾可能僅僅是在應付前來拜票的工黨支持者們,因為保守黨也提出了支持國民健保的政策,加上“完成脫歐”這樣的大棒,所以工黨的政策在工人脫歐區的選民中間喪失了很多吸引力。

2019年英國大選觀察:工黨的失敗與困境

參與西約克郡Pudsey選區拜票活動的部分工黨黨工和志愿者。恩生攝。

2019年英國大選觀察:工黨的失敗與困境

左圖為工黨志愿者在分配拜街任務,右圖為11月30日科爾賓在利茲貝克特大學的講話現場。恩生攝。

再者,從人口結構上講,“紅墻”區早已是一個典型的老齡化地區。特別是在周中的拜票的過程中,能開門與志愿者對話的大多都是退休工人或工人失業者,可以從他們飽經滄桑的面龐中感受到他們對政治的失落和不解。與年青世代不同,這批“紅墻”區的堅守者大多經歷了英國四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化的沖擊,特別在前礦區地帶,很多現在的退休工人都參加過1984-85年全國性反對保守黨撒切爾政府政策的礦工大罷工。但四十年中,紅墻區早已物是人非。首先經過撒切爾時代的打壓,地方工人自我組織的基礎被徹底摧毀,工會力量也被大大削弱。同時,英國也經歷痛苦的產業轉型,除了核心的軍工和較少部分的制造業外,以前英國工人階級引以為豪的煤礦業與紡織產業早已徹底衰落。因此,圍繞著這些產業建立的蓬勃的工人社區也漸漸逝去,變成了當下英國老齡化最為嚴重,最暮氣沉沉的地區。在當下英國經濟全面緊縮的環境下,對比工黨在年青世代里受歡迎的程度,退休工人及工人失業者群體對工黨的情緒是復雜的,甚至是憎恨的,因為正是布萊爾-布朗后期的工黨政府是當下緊縮政策的始作俑者。

從人口的流動性上看,更愿意把票投給工黨的年輕人們更愿意追逐大城市的生活,大多在高中之后進入到各大英國城市的大學或學院中接受高等教育,完成學業之后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而“紅墻”區的老年世代無處可去,因為他一輩子都生活成長(born and bred)在這些城鎮,而之后又在就近的產業地區就業一直干到退休。從選舉結果看,這樣城市/非城市中青年與老年世代分布的結構性差異也是造成了“紅墻”區的崩塌的間接原因之一。

工黨的困境與未來走勢:重塑工人階級政黨?

12月3日4頻道節目中的一位受訪者指出,過去工黨是工人的黨,但現在他不知道工黨在代表誰。工黨還是工人階級的黨嗎?這是老問題,也是新困境。簡單說,傳統意義上,它在前工業地帶和工業城市中尚能獲得大批英國工人階級的選票。但僅僅縱觀脫歐公投后的三年多時間里,工黨的支持基礎早已中產化,變成了支持留歐的工商及知識階層和年青世代。誠然,工黨這幾年來主打青年和少數族裔政策牌,以謀求最大限度的年青世代和移民的支持,從實際效果上說它的確做到了。但是,工黨在脫歐議題上的騎墻是造成其“紅墻”區崩塌和喪失大量工人選票的直接原因。工黨左翼雜志《護民官》(Tribune)的主編在選后批評到,工黨本次大選的失敗不是因為它有太多工人階級政黨的因素,而是因為它保有的工人階級屬性越來越少,它和工人性的群眾政治(mass politics)聯結太少的緣故。進步的青年政治并不能替代階級政治來成為工黨的支持基礎。簡單說,這種具有代表性的英國左翼批評認為工黨的失敗是因為顧此失彼,喪失了工人階級的基礎源泉而造成的。

12月14日,在敗選后,科爾賓在衛報刊發文章表示,工黨未來的工作要保證多樣化的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 in all its diversity)要成為黨內前進的驅動力。那么是否意味著,工黨要重新依靠工人階級進行自我重塑?當然,現在英國勞工階級的結構早已發生了質的改變,關于誰是“工人/無產者”這個階級的重新定位,已變成全球化體系下產業鏈發生轉移升級后,發達國家中社會民主黨派及左翼政黨都亟需面對的一個難題。我們所處的時代需要重寫21世紀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要朝這個目標推進,必然要在工黨黨內左翼的基礎上產生一名新的富有朝氣的年青黨魁來繼續團結青年世代并努力恢復與“紅墻”區底層民眾的聯絡紐帶。要達到這個目標,工黨就必須明確自己的左翼草根立場,超出倫敦中產區,重回北部前工業城鎮來進行廣泛的基層工作。但這中間又存在著許多的變數:親科爾賓的工黨左翼能不能抵御住敗選后來自黨內中右翼給予的巨大的政治壓力?左翼內部倫敦留歐派是否能認真檢討自身在選戰中犯下的失誤?黨內左翼的青年力量是否還能持續增長?新一任黨魁是否會由來自北方地區的年輕化的工黨干部通過黨內選舉的方式來接任(例如安吉納·雷納[Angela Rayner]或瑞貝卡·郎-貝利[Rebecca Long-Bailey]兩位年輕的北方工人家庭出生并長期扎根北部工作的親科爾賓議員)?新一任黨魁能否負擔起重塑工黨工人階級政黨形象的重任并帶領工黨來反抗即將到來的繼續緊縮的約翰遜時代?這一切都乃是未定之數,還需要大家拭目以待。

【K.Yang,英國埃塞克斯大學博士。本文原載“澎湃思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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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2019年英國大選觀察:工黨的失敗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