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GDP數字對社會發展的誤導

一般地,GDP值反映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力和發展狀況,經濟的快速增長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導向物質繁榮,因而現代經濟學往往將人均GDP作為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家平均福利程度的重要參照指標。但是,如果作更為全面的考察,我們就會發現,GDP值本身并不是全面衡量社會福利的有效指標,統計數字的增長并不意味著人們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事實上,如果我們過分注重GDP值的增長,往往不僅會阻斷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也會削弱環境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適應性。

【本文為作者朱富強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朱富強:GDP數字對社會發展的誤導

【導讀:在改革開放后的前30年里,中國的經濟總量取得了快速增加,但與此同時,人們的幸福感或福利似乎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究其原因,幸福感是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一種主觀心理體驗,從而無法單純地用GDP值進行衡量測度:(1)GDP指標在量化統計上本身就存在可變性,只要不斷地納入一些人為的新因素,GDP值就會不斷增長;(2)GDP指標在福利測度上更是存在明顯的片面性,它僅僅關注了低層次的物質需求,而無法全面衡量人們不斷上升的福利要求。相反,體驗效用是測度幸福感的更好指標,而為了提高體驗效用,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就應該更多地關注與人們切身感受有關的民生問題;尤其是,隨著GDP值增長到了一個階段,政府的工作重心應該有所轉換,它要求不再片面追求量的增長而應注重質的提升,在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之時顧及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不幸的是,當前各地政府恰恰囿于政績的考慮而過度重視GDP值,卻忽視了日積月累的民生問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因此,要解決目前這種追求GDP帶來的困境,就必須從改革制度安排入手?!?/blockquote>

一、引言

經濟學根本上是一門提升社會福利和人們幸福的致用之學,這就涉及一個關鍵性問題:人們的幸福是什么?又如何有效提升人們的幸福。一般地,幸福感是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一種主觀的心理體驗,體現了人類需求得到的滿足程度。根據這一定義,幸福程度主要就決定于這樣兩大因素:(1)客觀的生活條件;(2)個人的需求和價值取向。不過,長期以來,經濟學往往集中關注前一個因素,試圖通過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來增進人們的幸福感,并發展出了一套GDP體系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福利水平。但實際上,效率的提高和GDP值的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們福利和幸福感的增加。一個典型例子就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論證的,美國南方使用黑奴的莊園經濟是有效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實物報酬也高于自由民的收入,其壽命期望值幾乎等同于法國和荷蘭等發達國家,遠高于美國和歐洲自由的城市工業工人,但黑奴還是把握一切機會逃跑;而且,在奴隸制廢除之后,莊園主試圖用高薪(超過黑奴所得的實物報酬百分之百)引誘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隸莊園的方式去做同樣的工作,但這種努力完全失敗了。這種情況也出現在蘇東社會主義解體后的俄羅斯等國:盡管物質生活水平甚至變得更差了,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原先那種狀態,因為那種狀態缺乏個人的選擇和其他自由。

同時,除了個人自由這一因素外,人們之所以不偏好于那種較高經濟水平的生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個人的應得權利并沒有隨著財富增長而呈同比例乃至同向拓展,從而就無法提升真正的幸福感。事實上,盡管現代社會往往把人均GDP視為衡量國家平均福利程度的主要標準,但GDP值本身卻無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問題和幸福測度。因此,單純強調經濟增長就會存在很多問題。哈茲利特就寫道:

【“沒有科學的辦法可以衡量以服務為主的經濟的‘生產力’。而目前試圖衡量它的各種努力都是基于錯誤的假設。產出的總量從根本上說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可以測量的。官方計算的GDP值基本上是騙人的。舉個例子,農民在小麥或玉米減產時通常會比增產時獲得更多貨幣收入。如果我們可以生產出所有人需要的一切東西,那么,國民收入就只能為零。因為如果沒有任何東西是稀缺的,那么,就不會有價格存在。”[①]】

關于GDP指標的經濟意義,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1)GDP指標在量化統計上的可變性;(2)GDP指標在福利測度上的片面性。相反,基于幸福感的特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提出了更為適用的“體驗效用”概念,并據此建立了測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日重現法(DRM)。顯然,體驗效用理論對過去幾十年里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政策提出了深刻的反思,緒論部分首先就此作一簡要闡釋和分析。

二、GDP指標在量化統計上的可變性

現代經濟學往往以經濟效率以及物質財富的增長作為國家政策的主軸,以GDP值來度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甚至把人均GDP視為衡量一國平均福利水平的主要標準。但實際上,GDP值并不能全面衡量人的福利問題,單純注重經濟增長往往會帶來諸多問題。GDP體系的缺陷首先表現為在統計上就存在嚴重缺陷,這里作一歸納說明。

第一,GDP是個市場價值概念。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市場化的程度,卻無法精確反映經濟增長狀況,更無法考慮人們的閑暇福利。譬如,原本各自做飯、洗衣服的兩個家庭現在開始互相為對方做飯、洗衣服,這種行為方式的轉變明顯提高了社會的GDP值,但這對他們福利的提高有意義嗎?事實上,任何社會都存在大量的隱性經濟沒有被統計進GDP值之中,包括被法律禁止的經濟活動產生的收入、在非市場或物物交換的合法經濟活動中產生的收入、由合法市場活動產生而因種種理由逃避了國民收入核算賬戶度量的收入。顯然,隨著法制的逐漸健全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這些原本就存在的地下經濟會逐漸顯現出來的,從而給人以經濟過熱的假象。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稅收增長率往往要遠高于經濟增長率,盡管稅率并沒有變動。

第二,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內生性收入。盡管這種內生性收入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是必不可少的,卻往往是源于非必要性的服務。例如,原本可以自我服務的改成相互服務以及過度的市場交易帶來了沒完沒了的訴訟,盡管這些活動都提升了GDP值,卻并沒有提高人們的實際福利。事實上,一個萊溫斯基案就牽動了律師、法官、報業以及社會大眾的神經,據說創造了1.4億美元的GDP。熊彼特就曾貶低美國的律師這一職業,但他要仔細察看有關加入美國國家的官方文件時還得律師幫忙。凱恩斯也認為,雖然美國到處都有律師,但他們是多余的、沒什么用的。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致閉幕詞時就曾講過一個故事:我幾年前帶說秘書去華盛頓拜訪摩根索先生,他的隨從好奇地問我的秘書:“你的律師呢?”秘書解釋說我沒有律師,但他又困惑地說:“那么誰為你們思考問題呢?”

第三,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活成本。盡管這種生活成本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必可少的支出,但人們卻希望它越少越好。事實上,有些私人財富是相互沖突的,甚至社會財富會因私人財富的增加而減少;因此,作為基于個人價值加總的GDP,并不能衡量真實的社會財富。譬如,從個人角度而言,裝防盜鈴、防盜窗、防盜門乃至閉路電視攝像機等都是有用的,可以通過防止犯罪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顯然,正是由于每個家庭的這種活動,導致了整個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不斷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這類成本的支出是與社會犯罪率成正向關系的,而犯罪現象的上升顯然不意味著福利的改善。再如,現代一些城市廢除了傳統上的自行車車道,使得人們不得不購買更多的摩托車或私家汽車;顯然,這項費用導致了私人成本的上升,進而都被計算到了GDP值中,但并不意味著社會福利的提高。托賓和諾得好似就指出,如果更多的人上下班要趕更長的路,這將不會滿足人們的需要,因而應該從GDP中扣掉上下班的成本。[②]

第四,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性浪費。盡管市場化的發展必然會導致這種制度性費用增加,但這種浪費根本上是非生產性的,是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無效使用。事實上,GDP增長往往體現為一種粗放式的發展,沒有考慮各類資本的耗費,從而不但不能反映生產力的提高,也不能體現出一定時期內收入增加值。正因如此,一個國家或地區越是強調GDP值的增長,越是實行粗放式的發展道路,那么,國民生產凈值(NDP)、國民收入(NI)與GDP值之間的剪刀差就越大,而人均收入和人均GNP增長率就越可能小于GDP增長率。例如,中國人均GDP中轉化成收入的部分要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這導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雖然長期高速增長,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卻要遠低于GDP值增速。顯然,衡量真實經濟增長最可靠的指標其實不是GDP增長率,而是生產率增長率、人均真實收入增長率和人均真實GNP增長率。例如,美國的真實GDP增長率雖然遠遠低于中國,但其制造業的絕對和相對生產力增長卻居于國際領先;同樣,日本已經有20多年沒有顯著經濟增長了,但國民的福利水平仍遠高于中國人。

第五,GDP沒有負價值的概念。盡管它試圖評估人類活動總量,卻無法區分人類活動的好壞。事實上,按照目前這種衡量體系,一個產生污染這種外部性的工廠設立反而比那些沒有污染的工廠可以創造更高的GDP值,因為這種工廠的設立往往會促使其他清潔等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GDP本身是一個流量概念,就像我們可以通過提取以前的存款來增加現時的支出一樣,我們也可以通過加速使用自然界儲存的不可替代的資源來增加現在的GDP值;因此,這種GDP體系無法估算社會資源消耗的代價,無法反映現世人行為的外部性對未來人類福利所造成的危害。特別是,基于個人價值的考量,環境的惡化主要影響的是子孫后代而非當代人的福利;因此,短視而不負責任的當代人或那些出于個人目的的官僚會加速資源的開發利用,從而使得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伴隨著環境的急速惡化。

第六,GDP值僅僅統計那些可量化的物質因素。盡管物質福利構成了人們福利的基本方面,但現實生活中人們追求的福利遠不限于此,而絕大多數福利是難以量化的。事實上,幸福本身就是一個自身感受問題,而對普通百姓來說,能獲得滿意的生活質量要比GDP值有意義得多。例如,根據衡量一國一地是否進入“發達狀態”的基本指標(人均GDP過萬美元)以及2005年世界“中上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現狀(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至10725美元之間),那么,廣州已經進入了“發達狀態”,整個廣東地區也已經進入了“中等發達狀態”,但廣州人的幸福感并不高。據2005年的社會調查,廣州市居民眼中最不滿意的三大領域依次是:房價、治安和就業。自2002年開始,全國的房價尤其是廣州等大城市的房價完全不受控制地節節攀升已成為壓在工薪階層心頭的巨大負擔。同樣,城市居民的社會治安安全感從2003年開始則不斷下降,有受訪者就留言說:

【“百姓連最起碼的安全感都沒有,何談生活質量?”】

這種情勢迫使廣州市政府花費巨資加大對環境和治安的整治,同時采取措施了緩和房價的上漲,相應地,廣州市民的幸福感也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第七,GDP值是對個別價值的加總。勞德代爾悖論表明,社會價值并非是個別價值的加總,因為對個人有用的東西并不就是對社會有用的。譬如,如果從個人角度上理解,監督勞動也是可以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可以轉移他人所創造的財富,因而也是有用的。同樣,個人生產用于防止盜竊的柵欄、防盜門等也是有價值的,因為這些東西都有利于防止自己財富的流失,而財產的保障有助于提高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生產這類防護性物品是個人迂回生產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個人勞動的有效性。但是,從社會角度而言,這類產品的生產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如果大家都不生產這些東西又沒有盜竊活動的話,這些產品并不會增進社會的使用價值。事實上,如果每個家庭基于個體安全的考慮而努力增加保護設施,就會導致整個社會投放在這方面的成本不斷增加,但每個家庭所面臨的狀況卻沒有改變,這就是囚徒問題。正是基于這一角度,我們就可以認識到,盡管美國的GDP值遠冠全球,但它并沒有創造相應的實際價值、做出相應的實際貢獻。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軍工業在美國占據極大比重,而這種產業并沒有提高人們和社會的生活和福利,相反卻整體上降低了社會效用。

可見,GDP值的統計與很多因素有關,由此就可以得出這樣兩點基本結論。(1)從縱向發展看,隨著納入考慮的因素不同,統計出來的GDP值就會有很大差異。也即,即使一國的社會財富并沒有多少不同,它在不同時期的GDP統計量也會有很大差異。(2)從橫向比較看,即使兩個國家或地區的GDP值存在很大差異,這也不能說明兩個社會的福祉乃至財富的懸殊。也即,兩個國家或地區的GDP值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這些被統計項在量上的差異。

例如,在中國臺灣地區,近年來有約五百名藝術工作者就參與聯署籌組工會行動,希望可以獲得工作權益,并被納入具有職災、退休、死亡等保險的職保范疇內,因為迄今為止藝術家在臺灣并不算是“職業”,也無職業保險;但是,歷經一年多的申請,臺灣地區勞委會至今還沒有批準。勞委會的意見是:(1)“勞工”必須是“付出勞務后獲得一定報酬者”,但藝術創作者的收入實難衡量;(2)如果將“藝術創作者”納為職業別,未來可能連“家庭主婦”也將可能納入職業別。與此形成另一個極端是,目前統計的GDP值往往將大量有利于個人而危害社會的活動計算在內,從而更不能體現出真實的社會財富。事實上,目前社會各界已經意識到了污染的危害,從而提出了污染權的分配、甚至是環境保護稅問題;不過,這僅僅是一小部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有害于人類社會的軍工業,顯然,全球應該制定規則來抑制會降低人類福利的軍工業的生產。這些都意味著,GDP值的統計本身存在嚴重的主觀性,以致麥克洛斯基等人將GDP視為一種“勸說”方式。[③]

三、GDP指標在福利測度上的片面性

一般地,GDP值反映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力和發展狀況,經濟的快速增長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導向物質繁榮,因而現代經濟學往往將人均GDP作為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家平均福利程度的重要參照指標。但是,如果作更為全面的考察,我們就會發現,GDP值本身并不是全面衡量社會福利的有效指標,統計數字的增長并不意味著人們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事實上,如果我們過分注重GDP值的增長,往往不僅會阻斷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也會削弱環境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適應性。舉個例子,政治人物往往傾向于通過許諾促進GDP值的提高來贏得選票,但他們提高GDP值的重要途徑就是將很多非正常的支出成本都合理化。但顯然,這種數字增長并不能促進人們福利和幸福感的實質提高,從而就出現了官方統計數字與人們真實感受之間的巨大落差。有鑒于此,一些經濟學家和環境學家已經將經濟增長看成了壞事而非好事,特別是,那種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GDP值提高實際上降低了人們的社會福利,美國生態經濟學家達里(Herman Daly)將這種現象稱為“非經濟增長”。[④]

同時,即使就可量化的物質福利而言,GDP值衡量的也不是總體財富或效用,而是一種虛擬貨幣量。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中,廠商傾向于生產收益最大的商品,而非效用最大的產品;而且,為了獲得收益最大化,廠商還不惜通過各種方法來破壞財富,降低真實的效用。正是基于對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一些壟斷企業往往寧愿把牛奶倒入大海也不愿降價銷售,房地產商寧愿讓大量的豪華別墅閑置也不愿降價或改建成廉價房;同樣,為了所謂的“價值”最大化,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往往定期推出限量版的各種紀念金幣并將鑄版銷毀,北京奧運會的福娃等特殊商品價格也可以高到一般家庭的小孩很難買得起的水平。為此,西托夫斯基在《沒有快樂的經濟》一書中就指出,大多數的生活快樂并不是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也是無法定價的,并且也不可以出賣;而且,某種令人感到快樂的東西(或行為)重復之后快樂就會遞減,但為了尋求快樂,人們卻繼續沉湎于消費,甚至強化成為類似吸毒的惡性循環。

事實上,大量的實驗都表明,影響人們快樂的因素遠不止收入;而且,即使出現了收入的真實增長,也并不一定會導致快樂的同等提高。例如,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72年的2.2萬億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4.3萬億美元,但美國人的幸福感指數(自我報告的主觀幸福SWB)卻呈現出扁平型走勢,而最高峰值則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這意味著,美國人付出巨大努力來追求幸福,但幸福感卻長期保留在原來水平,這被心理學家們稱為“享樂主義踏步機”(the Hesonic Treadmill)陷阱。[⑤]

同樣,從橫向比較來看,富裕國家的國民往往并不比貧窮國家的國民更幸福,如丹麥人、意大利人并不比孟加拉人、肯尼亞人、尼泊爾人以及巴基斯坦人更幸福。[⑥]有調查資料還顯示,所得只能解釋快樂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觀因素——包括所得、年齡、性別、種族、教育水平、健康、宗教、婚姻狀況等所有社會人口學因素——都加起來,也只能解釋快樂的20%左右。而且,如果從這些因素再扣除婚姻因素的話,相關性往往就更低,因為婚姻對快樂有很大關系。[⑦]例如,美國1972-1989年的調查資料表明,結婚的人認為自己快樂的在40%左右,沒結婚的人則只有23%左右;即,結婚的人比沒結婚的人快樂許多。[⑧]英國《每日郵報》2007年4月30日就援引一份英國社會經濟學研究報告說:如果每天都可以看到家人與朋友,那么你一年的“感情收益”相當于年薪增長8.5萬英鎊;如果經常和鄰居聊天,那么你將獲得3.7萬英鎊“加薪”;如果這一年你結婚了,其快樂程度相當于又獲得5萬英鎊獎勵,而這一數字通常已經超過了結婚的經濟成本。

正是由于GDP值忽視了很多因素,它并不是全面衡量社會福利的有效指標,統計上的GDP值增長并不意味著人們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因此,我們不能將GDP值與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乃至人類快樂本身一一對應起來,更不能以GDP統計量上的差異來表示兩個國家或一國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福利和幸福感之懸殊。相反,GDP值的提高往往還伴隨著社會福利和幸福感的下降。究其原因,GDP值本身是經濟活動市場化的產物,一般來說,市場競爭越激烈,GDP值上升就快。但是,市場競爭往往會不斷加劇社會的焦慮和緊張,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內生交易成本,而且導致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和淡薄,導致了社會性需求的枯竭,以致人們越來越感到不安和迷茫;這樣,社會大眾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從而在數字上的經濟增長和內心里的幸福感覺之間就出現明顯的反差。例如,2009年兩位經濟學教授——英國華威大學的Andrew J.Oswald和美國漢密爾頓大學的Stephen Wu——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給出了一份美國各州幸福度排名:最富裕的紐約州最不幸福,而近鄰的富裕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澤西州則是倒數第二、第三(排名50、49),富裕且陽光充足的加州也只排名46;相反,幸福指數前10名的州分別是路易斯安那、夏威夷、弗羅里達、田納西、亞利桑那、密西西比、蒙大拿、南卡、阿拉巴馬和緬因州,這些州的生活質量往往不錯——如陽光充足、空氣干凈、房價合理、交通不太擁堵等,盡管其中有一些州是全美國最貧窮的。[⑨]同樣,美國新聞》(USnews)發布的2018年全美《最佳州綜合排行榜》也表明,加州在美國各州生活質量排名中倒數第一,緊接著是新澤西州和印第安納州;綜合指數最好的依次是愛荷華州、明尼蘇達州、猶他州、北達科他州和新罕布什爾州。[⑩]

可見,人類進步所追求的是真正快樂的增長,但這種快樂卻很難單一地通過GDP值的增長來實現。例如,約翰·穆勒就指出,人所追求的并不是金錢、權力本身,而是快樂,金錢和權力只是達到快樂的工具和手段。其實,如果說GDP體系比較適合工業社會中對制造業財富創造的核算的話,那么,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需求的多樣化以及人們日益追求交往和精神的需求,它對福利水平的指標性作用就越來越有限了。盧梭寫道:

【“我們的痛苦正是產生于我們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稱。一個有感覺的人在他的能力擴大了他的愿望的時候,就將成為一個絕對痛苦的人。”[11]】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拉美國家的生活滿意度往往超過其收入水平,而東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生活滿意度顯著低于其收入水平;[12]一個有效的解釋就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東亞人民往往具有更強烈的向上追求的欲望,這不僅是為了改善自身生活,而且也是為了子孫的幸福,從而在日常生活往往就存在某種緊張而難以像拉美人民那樣及時行樂。這些都表明,GDP值僅僅只是達到快樂的工具和手段,而人類的進步和福利的提高才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同時,GDP值增長的背后往往潛藏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關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專注于GDP值的增長有意義得多。因此,作為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不僅僅停留在數字層面上,而是要對數字背后隱藏的東西保持清醒的頭腦。布隆克就指出,

【“如果人類進步是首要目標,那么政策的制定者們需要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數量,并保證社會能承受得起漸進的變化。”[13]】

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依然偏重于物質福利以及GDP值等問題,往往習慣于將GDP值與經濟福利的增長等同起來,乃至將在一些選擇性的土地上毫無意義地挖坑、填洞之類的措施也被視為有利于GDP值和社會福利的提高。正是在這種學說的引導下,中國各地都出現了不斷拆遷和重建的現象,更普遍地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顯然,盡管這些工作都算入了GDP值,但實際上,它們卻根本上沒有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

四、體驗效用理論與公共領域的關注

為了更好地測度幸福感,卡尼曼等人提出用“體驗效用”一詞取代傳統經濟學的效用一詞,體驗效用強調,效用主要體現為真實的體驗而非抽象的數字;[14]同時,卡尼曼又提出了測度體驗效用的日重現法,日重現法要求被調查者按照問卷所提問題不假思索地回答問題,從而真實地重現最近一段時間的感受。這種日重現法測度的體驗效用與傳統的客觀指標分析往往相差很大。例如,根據華盛頓皮尤民眾與新聞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于2011年5至9日所做的民調,約有47%的受訪美國民眾表示中國經濟實力獨領風騷,而選擇美國的比例則有31%;而在2008年2月的訪調中,有4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經濟實力最強,30%指名中國。但現實狀況是,美國的GDP值依然是中國的近3倍,人均GDP更是讓中國相形見絀。同樣,皮尤中心2017年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32%的人認為中國是最大的超級強國,尤其是,居住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法國、德國、瑞典、西班牙、英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的人持有這一觀點。[15]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反差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國國民的一些直接感受:過去30年來中國經濟擴張幅度逾89倍,而美國至今還陷在經濟危機之中。[16]

同樣,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在2006中國城市論壇北京峰會上所揭曉的“2006年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排行榜”就做了兩項工作:(1)對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居民收入、消費結構、居住質量、交通狀況、教育投入、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環境、文化休閑、就業幾率等12個方面進行客觀評估;(2)通過網絡公眾調查,以市民在這12個方面的生活感受作為對該城市的主觀評估。排行榜結果顯示,部分城市的客觀評估和主觀評價差異巨大:近年來經濟獲得持續增長的沿海地區的人們的幸福感卻不高。[17]例如,2006年廣東省的人均GDP達3509美元,廣州市人均GDP超過11000美元,但廣東省和廣州市市民的主觀評價卻非常低。相關信息可參見表0-1。[18]與此同時,2010年后,廣州市的人均收入不斷的為深圳、寧波、杭州、蘇州等超越,但廣州人的幸福感卻出現了持續的提升。[19]

朱富強:GDP數字對社會發展的誤導

表0-1  城市生活質量評價主客觀排名比較

同時,基于體驗效用概念以及相應的情景理論,卡尼曼等人還得出了一系列極具啟發意義的結論。

第一,人們的效用和幸福感主要取決于財富的變化而非財富的水平,而且,人們對自身財富水平的減少比增加更為敏感,這就是“損失厭惡”理論。卡尼曼還用損失函數與盈利函數在原點的斜率之比來度量“損失厭惡”的程度,給出了經驗的估計值2.0;即,放棄某樣東西損失的效用是獲得它增加的效用的兩倍。例如,一個人在經濟景氣時獲得了加薪,他往往并不覺得是什么多大的慶事,而是認為這是自己勞動努力應得的回報;但當他在經濟蕭條時被減薪或裁減,他馬上會感到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乃至有大難臨頭的感受,從而會做出強烈的抵制反應。

第二,人們對其擁有的東西往往比他們未擁有的同樣東西會賦予更高的價值,這就是稟賦效應。這個稟賦效應表現為:人們對同一商品的意愿支付價格(W)和意愿接受價格(WTA)之間往往存在巨大差異,而且,大量的實驗也表明,WTA 平均值經常比W平均值大好幾倍。譬如,根據北美獵鴨者提供的數字:他們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維護濕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轉讓。[20]

第三,人們常常偏好現狀甚于其他的備選方案,而一旦某個備選方案成為現狀時,人們又會偏好它甚于其他備選方案,這就是更為寬泛的現狀偏見。這表現為:人們往往不改變契約條款中的默認選擇項,選民往往更認同現有領導者,等等。例如,如果雇主把加入401K儲蓄計劃(美國的一項退休儲蓄計劃)作為默認的狀態,那么,幾乎所有的雇員都會加入;但如果不把它作為默認的狀態,那么,絕大多數雇員都不會加入。[21]

既然如此,在物質生活水平尤其是GDP相近的兩個社會為何會有明顯不同的體驗效用呢?關鍵就在于社會性需求。一般地,社會性需求的滿足程度與人們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而與物質生活水平并不一致;而且,隨著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性需求的滿足占幸福感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滿足社會性需求的那些東西在人們的幸福指標中也就可以折算成一定數量的物質經濟,而且,物質生活水平越高,這種折算率就越大。有調查就說,如果一個人每天都與家人朋友面對面交流,而另一個人平時很少見到親友,那么,前者只要一年拿1萬英鎊薪水,就可以與一年拼命工作而賺9.5萬英鎊的后者獲得同樣的快樂。[22]更進一步地,一個社會又如何增進人們的社會性需求呢?一般地,既然社會性需求源自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那就必然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相應地,影響社會性需求的因素大體上也就屬于公共領域范疇,如公共安全、教育普及、社會信任以及收入分配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人們直接體驗到的幸福感與社會收入的分配結構密切相關: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事實上,有統計就表明,中國農村居民幸福感甚至高于城鎮居民,因為近年來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并深受住房、安全和就業等問題的困擾。同時,處于收入懸殊環境下的富人也往往不會有很高的幸福感。例如,近來中國社會有關“中國頂級富豪精神世界”的調查報告就顯示,多數富豪對金錢愛恨交加,承認金錢給自己帶來的“不安全感”和“煩惱”。同樣,劍橋大學自2001年起持續對2萬以上的歐洲人進行抽樣調查也發現,北歐的居民幸福指數明顯高于南歐,其中丹麥人最快樂,而意大利人最憂郁。[23]究其原因,北歐諸國的收入差距要比南歐小得多。[24]從圖0-1和圖0-2可以看出,盡管美國和日本在“二戰”后的半個世紀里,國民收入取得了快速增長,但幸福水平卻幾乎沒有提高;尤其是,自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社會的幸福水平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收入差距的急速拉大。

朱富強:GDP數字對社會發展的誤導

圖0-1

朱富強:GDP數字對社會發展的誤導

圖0-2

正是基于體驗效用理論,現代社會的關注就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增長上,而是同時必須考慮人的各種社會性需求。在很程度上,這也是當前和諧社會建設的理論基礎。事實上,目前國際社會提出的有關人類福利的指標就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環保、民主、政治穩定等95項;而且,研究表明,這些指標有些隨著所得的提高,而另一些則變壞,總體上經濟增長與生活質量的作用并不確定且往往可以忽略。同樣,衡量一個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指標也不僅包括人均GDP、產業結構、創新能力、出口依存度等經濟指標,還包括嬰兒死亡率、刑事案件數、醫療資源、商業服務、人均預期壽命等社會指標,教育經費比重、文化支出比重、人均擁有圖書數目、人口文盲率、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文化指標,以及其他科技進步、居住水平、基礎設施、政府管理和城市環境等指標。正因如此,自1990年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就提出了人力發展指標,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這打破了傳統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觀念;后來,這項人力發展指標還加上三項變數: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顯然,強調人力開發就是一項重要的人類發展指標。而自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開始提出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社會(目標是消除貧窮)、經濟、環境、政府組織及民間組織等方面的指標;近來,中國國家統計局也正在制定國民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社會進步指數等統計指標,希望通過國民幸福指數等每一個百分點的變化反映出社會進步。顯然,這些指標都更加人性化、更能體現一國、一地的發展實效,正因為目前世界的發展越來越注重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的道路,因而經濟學本身也應該關注更廣的內容,這是經濟學科發展的需要。

同時,基于體驗效用理論,當前政府政府也可以從中獲得諸多有意義的啟示。(1)體驗效用理論表明,政府應該更多地關注與人們切身感受有關的民生問題。例如,自2002年開始,房價完全不受控制地節節攀升就成為壓在全國尤其廣州等大城市工薪階層心頭的巨大負擔,成為社會焦慮和不安定的重要因素。(2)“損失厭惡”要求,國民經濟的增長應該避免大起大落,而保持可持續性。相應地,政府政策不要激發人們懷抱一夜暴富的奢望,而是引導人們生活持續改善;尤其不要盲目地激發人們的享樂主義思想和高水平的消費需求,中國自古就有“漸入佳境”的佳話。(3)稟賦效應要求,社會改革中要注重初始財富的合理配置,因為財富初始分配給誰將會導向不同的配置結果。例如,在當前房價水平下社會大眾普遍不愿意買房,同時那些只有一套住房且又暫時閑置的人又往往不愿意以目前的價格出售房產。這也意味著,當住房配置在不同人手中并不必然導致交易的進行,初始產權配置在投機者手中時會導致閑置,而當初始產權配置在自住者手中時則會導致使用。(4)現狀偏見要求,在社會經濟震蕩和生活困難時期,政府應該正確引導當事者的心理,鼓勵人們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可能的困境,并以團結協作方式共度難關;其理由是,只要度過了突然降臨的困難,當事者最終就會調整自己的心態并將新的前景視為合理狀態,從而使得幸福感回升至原初的相近水平。同時,政府在進行城市規劃時也應該更為謹慎,應該對那些所謂的“釘子戶”的抵觸行為抱有更大的理解心。

可見,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而GDP值是體現國民經濟增長狀況和人民群眾客觀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顯然,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等價關系,人們的幸福感往往并不取決于收入水平,而與即期性的體驗效用有更密切的聯系。體驗效用理論表明,關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專注于GDP值的增長有更大的意義;片面地重視經濟增長和人均GDP的提高,很可能不是提升而是壓制人們的幸福感,這就是所謂的“幸福陷阱”。事實上,當收入超過一定的水平時,盡管人們對生活的總體評價會提高,但幸福感卻并不一定會提升。究其原因,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往往在于情感體驗,而這些與收入往往并不直接相關;同時,隨著收入的提升,公共領域的社會性需求也越來越成為影響人們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艾夫納.奧弗爾就認為,現代社會中的經濟增長往往無法改善個人和社會的福利。正是基于福祉提升這一根本目標,我們就可以對現代社會的一些政策進行審視。譬如,根據目前國際流行GDP標準,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已經進入了“發達狀態”,整個東部沿海地區也已經進入了“中等發達狀態”;在這種情勢下,為了促進幸福社會、和諧社會建設,提升社會大眾的福祉和幸福感,就更應該關注那些與體驗效用更直接相關的民生議題而不是GDP值的增長,更應該注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而不是經濟總量的增長。

五、結語:斬斷GDP指揮棒的制度安排

基于人類福利的考慮,我們不能偏重于物質經濟增長或GDP數字;同時,考慮到日益凸顯的體驗效用,現代政府更應該關注公共領域的建設。不幸的是,政府官僚往往偏好于用一些量化指標來展示其政績:在那些實行“簡單多數民主”的國家,這些官僚試圖以漂亮的數字來贏得選票和選擇;至于那些集權的官僚們。他們更試圖以不斷增長的經濟來緩和乃至取消社會矛盾。[25]就當前而言,隨著社會權利逐漸為現代社會所接受并且在全球不斷拓展,中國中央政府也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理念,它要求不能為了增長而增長,而是要注重發展的平衡和可持續性,特別是要關注社會分配公正問題,要使得人們的應得權利與生活財富增長一起發展。但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卻依然把GDP值增長視為根本目的,并為此目的而不斷提高GDP值;同時,盡管社會其他矛盾日益凸顯,理論界卻在為這種增長方式進行宣揚和辯護。

其實,從人類的需求角度,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主流經濟學倡導以GDP為中心的社會發展衡量指標體系及其實踐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本質,是工具本身的異化。既然如此,當今中國社會中的這種異化傾向為何會越來越嚴重?這就涉及誰來決策以及GDP值對那些決策者的意義問題。究其原因,中國各級主要官員的產生和升遷是自上而下地任命的,那么,為了判斷一個官員的能力以提供一個升遷的信號,GDP值就成為考核的一個關鍵指標;這樣,GDP本身的作用已經被異化了,它不再是為了促進人類福利的提高,而是官員升遷的門檻和工具。與此不同,盡管西方經濟學理論上把GDP值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但在實踐中卻根本沒有這么大的作用;究其原因,西方社會的官員是民主選舉的,百姓考核官員的政績往往是根據切身福利的感受,而不只是看GDP值。相反,正因為長期以來過分偏重于GDP值的增長,進而以GDP值的增長速度來衡量官員的能力,結果,中國社會就陷入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困境,并由此滋生出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發展難題。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中央政府后來為何要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初衷,其關鍵是要重新確立衡量社會福利的指標以及完善考核機制,轉變人們對社會發展的基本認識。

同時,當前一些地方官僚之所以熱衷于GDP值并能夠以提高GDP值為能事,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而這種制度安排由源于公權力過于集中的緣故。一個可資說明的典型例子是,西方國家的中央政府一般都會把提高經濟增長以擴展就業視為自己的工作重心以及政府業績的體現,但是,在很多時期,中國中央政府卻往往會采取有意識地限制增長速度的政策。為何會出現這種反差呢?究其原因,中國的市場體制還很不健全,在有效監督體系缺位的情況下放任市場中追求私利的行為往往會產生嚴重的外部性,同時,現有政績考核體系也會刺激地方政府采取短視行為。一般地,如果國家設定的預期增長目標視為各地加權的平均數的話,那么,地方政府官僚出于政績的考慮,就會努力使本地的增長率高于平均數;這樣,如果國家一開始就把預期增長目標設定在有保障的水平,那么,自我預期效應將使得實際增長率會高于有保障的水平,這就構成了一個囚徒困境。正是基于GDP預期目標獨特的導向性和預期性,中央政府設定一個較低的水平,即使在實際中因地方相互攀比而被層層加碼,也不至于因脫離有保障的水平太遠而滋生出經濟過熱問題。進而,各級政府之所以追求GDP值增長,主要也不是真正出于提高百姓福利的使命和責任,而更主要是為了彰顯其政績以獲得升遷;其原因也在于,這些官僚的仕途主要不是取決于百姓,而是取決于某些需要考核的指標,取決于上級的滿意程度。

當然,講政績本身無可非議,為官者都要追求政績?;纠碛稍谟冢海?)政績能夠體現其能力,實現其自身價值;(2)憑借政績得到提拔重用,總要比依靠關系獲得升遷更為合理。問題是,在沒有權力制衡和下層監督的情況下,那些官員們為了升遷而僅僅對上級負責,那么就必然會唯政績是舉,甚至為追求政績而不擇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成為地方官員拉動GDP值的重要途徑,甚至還出現某地為完成青山綠化指標而竟然將光禿禿山坡用油漆涂了一遍的事件。同時,為了政績,各地官員還充分施展其“上下其手”的伎倆,形成嚴重的形式主義和虛報浮夸風氣;結果,地方統計部門報送數字也左顧右盼,導致了各地、市加起來的比省大,各省加起來的比國家大,而且差距還不小。事實上,中國每年統計的實際GDP值幾乎總是要高于原訂指標,除了各地粗放式發展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地虛報。例如,2004年全國GDP增長率為9.5%,但是沒有一個地方公布的數字是低于9.5%的;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值增速高出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26582億元。事實上,自1985年國家和地方層面分別核算GDP數據以來,地方統計總和就一直高于全國的GDP總量;而且,地方GDP數據總和超過全國數據還呈現出遞增的趨勢。例如,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國2.68萬億元,2010年超出全國3萬億元,2011年超出全國總量4.6萬億元,2012年這一數據達到5.76萬億元。[26]此外,由于我國企業統計數據與稅收掛鉤,我國稅收征管體系又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部分企業為了偷稅漏稅,也會數據作假。

可見,正是出于升遷的政績觀,在沒有制衡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GDP值就會年年大幅度增長,但人們的生活水平卻并沒有多少實質性提高;而且,在GDP指標的支配下,很多地方關心的是外來投資,而不在乎員工的福利如何,甚至導致了有的地方近十年工人工資的停滯而不問。結果,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全國人們包括子孫后代都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這包括經濟增長方式依舊以粗放型為主,產業結構沒有出現實質的優化,不可再生資源被過度消耗,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等等;因此,將預期目標適當調低,也是促使各級政府把工作精力放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結構、提高經濟運行質量的科學發展之路上來的需要。例如,盡管2006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節能降耗就是政府的主要任務,后來國家發改委還三番五次申明單位GDP能耗指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國家環保局甚至出臺了帶有連坐性質的“區域限批”政策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迅速擴張;但是,2006年依然沒有實現年初確定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2%的目標,環境質量問題依然突出,根本上就是那些不受約束的各級政府追逐私利的結果。因此,要真正促使各級政府轉換工作重心,要解決目前對GDP值攀比式追求所帶來的困境,就必須從改革制度安排入手,要解決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弗雷和斯塔特勒的研究結論就表明:

【“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不僅對經濟活動產生效應,如經濟學所通常分析的,而且還如我們所首次展示的,好的政治制度確實能夠提高幸福水平。”[27]】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中央各部委對各種虛報、瞞報以及數據作假的巡查和整治,情勢就出現了顯著改善。[28]

注釋:

[①]哈茲利特:“反資本主義精神為何會增長”,載《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秋風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頁。

[②]奧默羅德:《經濟學之死:正統經濟理論的危機與建議》,熊強、王海榮譯,中國工信出版集團/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頁。

[③]McCloskey D. & Klamer A., 1995, One Quarter of GDP is Persua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191-195.

[④]Coyle D., 2008,The Soulful Science: What Economists Really Do and Why It Mat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07.

[⑤]薩克斯:《文明的代價》,鐘振明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⑥]迪頓:《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傳剛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頁。

[⑦]黃有光:《黃有光看世界》,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頁。

[⑧]當然,這里的數字聯系僅僅是功能性地證明一個相關性,而無法反映其中的因果關系;實際上,這里可能的一個解釋是,并非結婚使你更快樂,而是快樂的人比較容易找到一個人跟你結婚。

[⑨]“美國最不幸福的人群:紐約客”,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ausdaily/20091226/1550995082.html。

[⑩]“美國最佳州排行榜出爐,加州生活質量在全國墊底”,http://cn.ccyp.com/client/ArticleDetails/130634?listid=32370&branchid=75575。

[11]盧梭:《走向澄明之境:盧梭隨筆與書信集》,何祚康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2頁。

[12]迪頓:《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傳剛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頁。

[13]布隆克:《質疑自由市場經濟》,林季紅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14]Kahneman D., Wakker P. P. & Sarin R., 1997, 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2): 375-405; Kahneman D. & Thaler R. H., 2006, Anomalies: Utility Maximization and ExperiencedUt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1): 221–234.

[15]“外媒:這些國家的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807/15570649_0.shtml。

[16]“美民調:中國為世界經濟最強權”,

http://gb.chinatimes.com/gate/gb/news.chinatimes.com/world/50405364/132011011400609.html.

[17]當然,這兩份研究也存在一些差異。英美學者的研究也是分為主、客觀兩部分:主觀部分來源于一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在四年中對130萬美國人的調查,詢問了人們的健康狀況以及他們對自己生活的看法;客觀部分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數據,其中包括各州的各種生活質量測量標準的差距,比如在氣候、稅收、生活成本、通勤時間、犯罪率和學校等標準上的差距。但是,英美經濟學家發現主觀判斷和客觀數據之間是緊密相連的,也即,人們在談論自己是否幸福時是有事實根據的,而中國學者得出的結論卻是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背離。如何解釋呢?顯然,這就要對兩個研究在客觀部分上所選擇的指標以及這些指標數據的合理性、真實性進行分析。

[18]“廣州生活質量倒數第三?”《青島晚報》2006年9月25日。

[19]“廣州榮膺“2018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廣州人真是太幸福了!”https://gz.focus.cn/zixun/8ae021a77c456fbb.html。

[20]雷斯曼:《保守資本主義》,吳敏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頁。

[21]Camerer C., 2000, Prospect Theory in the Wild: Evidence from the Fried, In: Kahneman D. & Tvesky A. (Ed.), Choice,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00-300.

[22]“如果每天都能與親友見面一年感情收益達8.5萬英鎊”,《廣州日報》2007年5月2日A8版。

[23]馬凌:“由富士康事件談社會發展終極目標及幸福指數的構件”,《華東經濟管理》2011年第4期。

[24]威爾金森、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導致社會問題》,安鵬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

[25]因此,專制社會和獨裁者往往都偏好經濟增長,無論是古代中國帝王還是歐洲君主專制國家,無論是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蔣介石、蔣經國、樸正熙,他們都極為重視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

[26]“各省GDP總量超全國5.7萬億 企業與政府作假”,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30205/7646574.shtml。

[27]弗雷、斯塔特勒:《幸福與經濟學:經濟和制度對人類福祉的影響》,靜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頁。

[28]“中國生態環境部長:嚴查嚴處后環保數據造假已‘根本性轉變’”,http://www.zaobao.com/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90312-939129。

【朱富強,察網專欄學者,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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