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與共:對“文王拘而演周易”不應當埋怨

“文王拘而演周易”,這難道不是這位很可能天生會“算數”的周文王,得到了極好的舒適的自由的待遇的證明?所住的牛棚里,恐怕不僅有美食美酒、世界名著,還有青山秀水、藍天白云、美色仆從吧?數千載之下,看看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害在監獄里的數以百萬計的共產黨人、民主人士,還有楊虎城將軍、小蘿卜頭等等,遍體鱗傷、食不果腹、坐臥不寧、朝不保夕,怎么可能有精力有余暇去“演周易”?

【本文為作者常與共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常與共:對“文王拘而演周易”不應當埋怨

既然是引用偉人的話,難免地會斷章取義。比如,有人只引用了“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后果”。(《“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庭面前”一書序言》)可是,他們卻沒有引用下一句“但是對于那些做過這一切事情的人,完全有權要求他們不要指責別人是革命者。”后面還有“德意志帝國是革命的產物”等一長段話,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看完。

同樣,有人還引用說,“如果現存的政府利用現行法律來擺脫它的反對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個政府所做的。但是,如果它以為要完全把他們嚇倒只需要大喝一聲:你們是革命者!那末它用這種辦法最多只能嚇倒庸人。”(同上),但他們似乎不愿意在篇幅完全允許的情況下,把緊接著的這句也抄上去,“整個歐洲卻會響起一個回聲‘你自己就是革命者’”。這段話,用來說辛亥革命黨人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后,逐漸走上徹底賣身投靠帝國主義獵槍、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實在很是恰當。不過我們不講“眾所周知”然而已是一塌糊涂的近代史,免得惹上一身腥氣,還是說遠一點。

古代文化人寫文章,大體上有所謂“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兩種路數,前者大概是嚴守“本文”和文本,尋章摘句、索隱鉤沉、七連八串,把圣賢人物的一兩句話,弄成一篇萬字長文,引申出一個或中規中矩,或石破天驚的結論,比如詩經中的很多民間歌謠,比如“關雎”等今人眼里的愛情詩歌,在朱熹老先生眼里就離不開“淫奔”這個關鍵詞;后者,則是以我為主,萬千種材料隨取隨用、截取套用,因為結論先行,所以,那些材料本身中往往是斷章截句以取義,全然不顧及當時當地的語境和指向。

用現在理解,就是雙引號里的那些話,只是作者拿來論證自己觀點的材料,你要真想理解那被引用句的真實意思,除非去讀原著者的上下文,否則,你肯定會被這位引用者給誤導了。當然,不管是我注,還是注我,那個曾經不乏歷史進步性的“六經”,時至今日,由于一些鼓吹者死守著遺老遺少的教條和一夜回到70年前的春秋大夢,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我們走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理想信念,更好地煥發廣大勞苦大眾改天換地、戰天斗地的積極性,在當家做主人的道路上挺直腰桿、沒有因襲的負累,“開拓創新”向前進。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原始共產主義中托生出來的奴隸制,當然有其革命的鮮紅胎記,它的進步性不容置疑,恰恰如同資本主義對于封建主義一樣,可是,它的所謂“維新”顯然不是這個,因為這一歷史進程的展現,從禹傳啟、家天下就已經開始了,夏商周三代,起源幾乎是同時代的,政權或者朝代的更迭,并不改變制度的性質,商人的鬼神崇拜,周人的禮樂議程,無非是具體的治理方式的變化而已。

商紂王早年間辦了那么多好事,開疆拓土、保境安民、促進原始華夏民族大融合的貢獻沒人提,什么暴虐呀、好色呀、酒池肉林呀等刺激感官的故事卻近由文人有組織的編排而大肆傳揚,“助紂為虐”等詞匯的智造顯示著具有創造性的文人化腐朽為神奇的偉力,不服不行。不僅如此,還非要搞出個《封神榜》里那般天地人三才大混戰的玄幻情節,來拆廟罵神,來把商湯的信仰體系拆毀得灰飛煙滅,無非是確立新的合法性的一種“封(我的)神”的游戲。牧野之戰,反戈一擊,依然流血漂杵,何以故?原因之一,是商紂王的正規軍正在邊疆作戰或者在為“祖國”開疆拓土、穩固邊防、保衛和平,而守衛都城的基本上是非正規軍,至少是戰斗力不強的“雜牌軍”,當然還有些符合那時代大型國家工程常態的數以萬計的“奴隸”,打不過早有異心、磨刀霍霍、精心操練的“周家軍”。也在所難免。

換言之,如果商紂王把強大的有戰斗力的軍隊用來守衛王室、鎮壓“國內”可能的反抗者,清除一切異己分子,而不是以最好的好意來揣測手底下那些地方大員、公侯伯子男等朝廷權貴的忠誠度,那么,鹿死誰手,是不會有什么疑問的。“文王拘而演周易”,這難道不是這位很可能天生會“算數”的周文王,得到了極好的舒適的自由的待遇的證明?所住的牛棚里,恐怕不僅有美食美酒、世界名著,還有青山秀水、藍天白云、美色仆從吧?數千載之下,看看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害在監獄里的數以百萬計的共產黨人、民主人士,還有楊虎城將軍、小蘿卜頭等等,遍體鱗傷、食不果腹、坐臥不寧、朝不保夕,怎么可能有精力有余暇去“演周易”?

當然,有人一定會舉反例,比如瞿秋白《多余的話》,比如方志敏《可愛的中國》,比如渣滓洞英烈們的《獄中八條》、《我的自白》等。這樣說話,就叫做狡辯、詭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些文字,無一例外都是在已明知將被反動派戕害而“面對死亡”的極其緊迫而短促的時間內寫下的,絕大多數的遺囑性的詩文,無一例外是在表達著一個共產主義者至死不渝的信仰和對新一代接班人的無限期許,特別是對如何取得革命勝利的血淚告誡,字字珠璣無非是要說,同志們,我們是愛你們、愛人民的,但你們要警惕呀,“堡壘總是從內部被攻破的”!

人頭落地、生死兩茫茫的緊要關頭,還怎么可能去講究什么文法、修辭、用典、圓融、美感?這種追求,或許正是站在戕害浙的一面,欣賞著那種一面下行刑的命令,一面吹著一支家鄉小調的優哉游哉或是暗示痛苦,然而并沒有什么“暖用”,不過更加凸顯了冷血嗜血的“加害者”的暴虐美學。

回到商、周文化對壘的問題上來,當然沒有人會愚蠢到要回到商朝去,天天求神問卜,活在幾個裝神弄鬼的占卜大師的腳下胯下。根本的決定要素是來自勞動者所創造的生產力,特別是由于商王朝有組織的大型工程建設和對外軍事行動對農牧業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極大催化,以及商業交易的場所和職業人士的不斷聚合,使得那種求神問卜式的神話表達逐漸失去了市場,人們通過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越來越感到巫師們真的是在“跳大神”,這就為人們逐漸自覺地擺脫自然崇拜和神學束縛,開始新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創造了基本的物質前提和認識基礎。正所謂,揭開了神話,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至于后來的“武王伐紂”,無非是“順水推舟”,甚至是另一種竊奪革命勝利果實。因為“人民”沒文化。

吊詭的是,假使同時經歷了商周改朝換代的黎民黔首,恐怕會有一種極其荒誕的感覺。以前在商王朝,是大家,大人和老百姓一起面對“老天爺”,無事不燒香,淫祀嘛,然后有個大事小情,大家一起聽老天爺是個什么意思,看看屈指可數的幾個巫師在那里進行一番說唱表演,至于正常的人際關系,還是相當程度地保留了自然天成、無拘無束的原始因子、田野風貌,大家都平等地“愚昧”和原生態著??墒?,到了制禮作樂、君臣父子的文王武王時代,人民頭上忽然間騎上了一個除了搖唇鼓舌、搖筆生事而“一無是處”(夏商的巫師在本職工作之外也是參加農牧業生產的)的強大的依附性的文人集團。

“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是在商代,哪吒這孩子一定會被善良的大人們送到同樣善良的巫師那里,一面在神靈面前磕頭如搗蒜,哀告他原諒這個無知少年,一面給量個體溫,喝下點草藥,然后帶到山野里燒幾個陶罐、報到河邊洗洗頭,“醒個酒”;而到了周代,則一定會被文人士大夫披頭散發、如喪考妣地連夜報告“縣長”,然后事不過夜地投入大牢、選取吉時、推出午門,不由天?就是不由父呀,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不由天子呀,君叫你死你不得不死,你這是無父無君、欺師滅祖要造反呀?看看,誰更沒有幽默感?

他們不僅壟斷了人人都可能享有的溝通天地人的信使的特權,而且基于維持依附性生存的需要而不斷對如何愚民馭民進行著孜孜不倦地原始創新,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五倫十義等等,都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無異于中國特色的“奶頭戰略”,因而極大地加重了廣大勞動者的精神枷鎖、妨害了廣大勞動者的精神自由,阻礙了更具開放性、創造性和新陳代謝性(也就是革命性)的中國文化的長成,使得勞動人民長期處在被深度麻醉和高度軟化的狀態之中,中國沉淪在漫長的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作威作福的外帶盆滿缽滿的,比如帶動了漢服銷售熱的國學家們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如此精神按摩、束縛、SM不厲害,能穩坐金交椅兩千多年?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主席自己都說了寫了“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有人就是不信。因為這不符合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樣子改造世界的一貫追求。“人怎么能沒有私心呢?人不自私還是人嗎?”一切反動派面對不怕死的共產黨人都想不通的,今天那些共產主義的懷疑論者、反對論者,是打心眼里想不通。他們是誠實的愚蠢和罪惡。這都多少年過去了,還是有人說《沁園春·雪》是什么“帝王心態”的寫照,跟當年蔣介石說毛主席到重慶是“稱帝”來的如出一轍。說明什么?刮民黨及其國家政權雖然早就隨著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冉冉升起而徹底完蛋了,可其“忠實信徒”可還是“在人間”。想想看,孫中山的國民黨,當初也是因為革命而起的,是名副其實的革命黨,可到了蔣介石手里,到了大革命時期,還有一點革命黨的味道嗎?革命黨的亡黨、中華民國的亡國,從四·一二大圖殺就已經“實現”了。恰如同蘇聯的亡黨亡國,從赫魯曉夫上臺就已經實現了一樣。

【常與共,察網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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