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路徑研究

新自由主義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傳播同時是一個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對外擴張的過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范圍內的蔓延,導致了單邊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盛行,貧富分化、政黨極化斗爭等現象加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是一批帶有明顯新自由主義傾向的思想家、經濟學家、智庫以及“意識形態企業家”等長期共同推動的結果,其傳播路徑可概括為三個層面:依托政治強權支撐的經濟手段來滲透新自由主義理念,借助智庫研究平臺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傳播網絡,構建強勢話語體系宣傳新自由主義。

云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路徑研究

新自由主義是以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思潮。從其理論主張和政策實踐來看,新自由主義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20世紀70至8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指導英美實踐的主流經濟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迅速遍及世界,影響頗深。該思潮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在發展中國家鼓吹“華盛頓共識”和私有化改革,在蘇東轉軌國家力行休克療法,在中東國家掀起“顏色革命”。當下,新自由主義傳播的方式更加隱蔽,危害也更加嚴重。因此,深入分析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路徑,有利于提高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防范意識,增強抵御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侵蝕的能力。

一、依托政治強權支撐的經濟手段滲透新自由主義理念

20世紀20至3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產生是為了應對古典自由主義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進行的某些修正。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承襲了古典自由主義關于自由市場競爭、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思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摒棄了傳統的完全自由放任的思想,承認政府對市場監管特別是社會保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側重于經濟領域,因而常常遮蔽其背后隱藏的政治目的。新自由主義的這一特點,使得英美發達國家向廣大的拉美、東歐國家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時減少了許多阻力。

1.通過政策性的引導實施政治目的

英美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倡導國。在美國,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初的實施主要表現為20世紀80年代以供給學派理論為基礎的里根經濟學。里根政府時期,對內主要采取金融松綁、減稅以及打擊勞動組織等政策。里根政府首先進行金融松綁,表現為對抗“大政府”,給金融行業放權。新自由主義者極力向人們灌輸這樣一種理念:松綁即自由,于是,

【“從航空、電信到金融,一切領域的松綁為強大的企業利潤打開了不受管束的市場自由新天地”。[1] 】

美國金融資本不僅獲得了國內發展的自由空間,而且走出國門,從外圍地區汲取高額收益。從1981年開始,里根政府時期的一個重大事件是

【“國會通過了一系列大幅度減稅的法案,這樣重要的立法進展也是從1981年開始的,結果是最高稅率持續下降,從70%下降到50%,最后在1986年下降到了20%”[2] ,】

這為美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在市場自由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奠定了重要基礎。

此外,為了保證勞動力在市場上的自由流動,里根在位時采取了打擊勞動組織、解散工會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削弱有組織的勞工力量,以有效維護資本的壟斷利益。為此,哈維指出:

【“勞動力市場的更多行動自由都能被奉為一項美德,而在此同樣不難把新自由主義價值融入許多勞工的‘常識’之中。”[3] 】

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資本自由與工人喪失自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世界范圍來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是建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失去獨立發展自由的基礎上的。以智利為例,“從50年代中期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一批教授就參與了把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出口’到智利的一個項目”。根據這個計劃,一批智利學生被選拔出來直接進入芝加哥大學接受教育,由于他們深受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影響,回國后又將這些新自由主義理念引入智利的經濟改革,因而人們通常把他們稱為“芝加哥弟子”。20世紀70年代初期,智利的皮諾切特在美國企業和中央情報局等方面力量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奪取總統寶座。不久,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聚集于智利,幫助皮諾切特政府實現經濟創建。而“芝加哥弟子”給智利經濟問題直接開出的藥方是:

【“必須用‘看不見的手’去代替‘看得見的手’,即用市場去代替政府干預。被國有化了的企業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開支被大幅度地削減,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政策被廢除,智利經濟對外國貿易和投資開放。”[4] 】

在整個實施過程中,智利經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最終“曇花一現”,在短暫的經濟復蘇后,智利的經濟又陷入了更加惡劣的環境。“與1960年的水平相比,盡管1980年智利的實際人均GDP上升了35%,但失業率從1973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22%,而且實際工資下降了40%。1970年,智利有2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到皮諾切特下臺的1990年,該比重上升到40%。”[5] “智利試驗證明了,經濟增長的好處并沒有得到很好地分配。國家與統治精英以及外國投資者大獲其利,而廣大人民情況卻很糟糕。”[6] 然而,智利改革失敗的教訓并未使西方減緩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步伐。20世紀80年代末,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阿根廷放松了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結果導致嚴重的債務危機。2009年希臘的債務危機也與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密不可分。正因為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大幅度減稅和去除國家監管,導致了希臘政府嚴重的財政赤字,最終引發債務危機。而希臘的債務危機不僅造成了國內社會的動蕩衰退,還引爆了歐洲的債務危機,造成了較大范圍的消極影響。對此,張才國指出,“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的核心理念,就是強者拆除弱者自我保護屏障的理念”。[7]

2.通過強制性和脅迫性政策灌輸意識形態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充滿了暴力與控制。一方面,美國操縱著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制定權,并以提供經濟援助為由強迫發展中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模式進行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革。例如:1982年墨西哥經濟面臨崩潰,當時的里根政府財政部部長詹姆斯·巴克爾提出了一套應對方案,即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提供貸款為由對墨西哥進行結構調整來挽救其困境。之后,墨西哥被要求采取了所謂的“結構調整”,即進行私有化改革,削減政府公共支出和福利開支,放松國家監管、降低貿易壁壘等。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僅對墨西哥國內市場造成了較大沖擊,而且嚴重削弱了工會原有的強有力地位,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政治風險”。[8] 另一方面,政治施壓甚至軍事威懾成為西方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手段。2003年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對伊拉克發動了軍事打擊,面對伊拉克人民的堅決抵抗和來自世界多國的質疑,布什總統宣稱美國有義務為伊拉克人民帶去自由與民主。然而,美國在伊拉克臨管會負責人保羅·布雷默在2003年9月19日發布的四項命令十分明顯地暴露了美國的戰爭意圖:

【“這些命令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外國公司持有伊拉克公司全部產權的權利,外資利潤的自由匯出……伊拉克銀行控制權對外資開放,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清除所有貿易壁壘’。”[9] 】

哈維就此指出:

【“美國試圖借助武力強加給伊拉克的顯然是這樣一種國家機器,其根本任務是為國內外資本的高盈利資本積累創造種種條件。我把這種國家稱為新自由主義國家……簡言之,布雷默引領伊拉克人把自由之馬騎到新自由主義的畜欄里。”[10] “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布雷默所勾勒的一套措施對于財富創造和隨之而來的全民福利提高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結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特征,并以主導美國對外立場許多年。”[11] 】

當代國際范圍內出現的愈演愈烈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活動等無不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強制性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有密切聯系。

二、借助智庫研究平臺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傳播網絡

所謂智庫,是指將某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從事某種研究的咨詢研究機構。在新自由主義的傳播發展過程中,智庫對于凝聚新自由主義力量、建立新自由主義網絡化的傳播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里,我們將傳播新自由主義或具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智庫稱為新自由主義智庫。新自由主義智庫除了具有傳統意義上的提供咨詢、進行政策研究等功能外,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革,即通常意義上的智庫是為傳達、貫徹統治階級的意志或維護國家的政策服務的,而新自由主義智庫是通過其強大的影響力來促使統治階級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想并將其轉化為政策實踐發揮作用的。

1.新自由主義智庫的階段化發展及其背景

從新自由主義產生到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之前,智庫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兩個典型的階段。這兩個階段既是新自由主義得以快速上升的時期,同時也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實現巨大跨越的重要原因。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40至50年代,這一時期涌現了帶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第一波智庫,主要產生于英美兩國。在美國,代表性的新自由主義智庫有1943年創辦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和1946年成立的經濟教育基金會。在英國,1946年建立了經濟事務研究所。[12] 這一時期智庫的研究深受國內外社會的影響。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使西方國家經濟處于嚴重的低落時期;另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使英美企業家和相關人士深感不安,他們對一切與自由市場秩序、個人主義精神相背離的思想和行為都充滿了恐懼,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他們將其看作共產主義因素的蔓延。因此,這一時期新自由主義智庫的研究主要圍繞如何擺脫政府干預、盡快恢復市場競爭、實現自由秩序而展開。此時新自由主義智庫的影響更多地局限于學術領域,關于個人自由、市場競爭、有限政府等思想還遠遠沒有深入到普通大眾的意識中。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以英國1974年成立的政策研究中心、1977年成立的亞當·斯密研究所和美國于1973年成立的傳統基金會、1977年成立的加圖研究所為代表。這一時期新自由主義智庫的蓬勃發展有著深刻的內外經濟社會背景:東西方冷戰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愈發激烈;20世紀70年代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長期盛行的凱恩斯主義失去了威力,此時迫切需要出現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來指導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的泥淖。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新自由主義的傳播不僅僅是一場思想運動、經濟革命,更是一場政治運動、制度對抗。為了加強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影響力,一些新自由主義智庫人員以咨詢顧問的身份為決策者提供咨詢服務來影響決策的制定,甚至自己直接出任政府要員或者投身總統競選活動來左右政府制定政策。因此,在第二個階段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已廣泛波及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并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要工具。

2.新自由主義智庫在傳播新自由主義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義智庫對于整合低落時期的新自由主義力量,建立一個廣泛的新自由主義同盟,擴大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之前,凱恩斯主義長期占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地位,其核心思想是政府應采取干預性的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以刺激經濟增長,“凱恩斯的思想為政治家和政府官員提供了一系列可以直接付諸實施的政策工具,有了這些工具,一旦發現資本主義制度可能陷入崩潰,他們就能夠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13] 與此相反,新自由主義學說受到了官方和主流社會的排斥。然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并未因此而停滯不前,相反,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及其支持者們以智庫為平臺,通過著書立說、課堂講授、學術交流、發行刊物、制作節目、發表演講以及提供獎學金等形式,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行廣泛普及教育,一些智庫還直接吸收了前政府官員和現任有著自由化傾向的政府人員加盟。正是得益于這樣長期不懈的努力,當凱恩斯主義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束手無策時,已經成熟壯大的新自由主義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20世紀后半期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國家奉行的官方經濟學,主宰了西方的政治舞臺。”[14]】

在推動新自由主義智庫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經濟事務研究所的約翰·布倫德爾首先將其命名為“意識形態企業家”。[15] 所謂意識形態企業家,是指贊同并大力支持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維護自由企業制度、反對政府干預以及主張削弱工會力量等思想的企業家。意識形態企業家與新自由主義智庫關系極為密切,不僅是新自由主義智庫得以正常運轉的經濟上的主要來源,而且是許多智庫重要的發起者、組織者和創立者,有些甚至直接參與智庫的研究,或對智庫的研究方向進行嚴格把關和嚴密監控。通常,智庫或者意識形態企業家竭力鼓吹自由市場理念,試圖在政治領域對政策制定施加影響。這樣,新自由主義思想就在學界、商界和政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傳播網絡。

三、構建強勢話語體系傳播新自由主義

20世紀70至8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英美發達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自新自由主義產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就巧妙地、有意識地為新自由主義思想權威的樹立構建了一整套話語傳播體系,其表現方式、方法多種多樣。

1.誘導式話語

新自由主義的誘導式話語即過分夸大或有意渲染新自由主義的某些成績,以達到迷惑人心、誘導大眾認同并接受采納的方式或方法。具體而言,包括三類。

第一類:遷移法,即將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作為一種普適經驗,廣泛應用于政治、文化、教育、醫療、城市建設等領域。以市場化的實踐應用為例,主要表現為:在政治領域,將政府績效的評定與經濟效益相掛鉤;在文化領域,以大眾偏好作為文化產品輸出的風向標,致使正面價值導向與世俗審美情趣相混雜;在高等教育領域,將課程內容的開設與應試科目相掛鉤、將專業設置與就業現狀相掛鉤,完全忽視學科的整體發展和教育的內涵式發展;在醫療行業,將醫生的收入報酬與看診病人的數量、開具藥費的多寡相掛鉤;在城市建筑的布局上,過于偏重經濟成本而忽略對社會功能的考慮,或者過分注重短期用途而忽略長遠規劃等。

第二類:以偏概全法,即在某種特殊社會背景下、某個特殊歷史時期或依據某個特定國家的實踐成效,將新自由主義渲染為一種普遍有效的制度模式??梢哉f,這是一種帶有極大誤導性與欺騙性的方法。以“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實踐為例,“休克療法”本來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用來解決玻利維亞經濟危機困境提出的一套經濟方法,后來被推廣到俄羅斯,成為俄羅斯用以穩定宏觀經濟和實現經濟轉軌的主要策略。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的應用,在抑制惡性通貨膨脹率、穩定物價、緩解債務危機等方面收到了奇效。但是,休克療法并非一套廣泛適用的方法。休克療法之所以能在玻利維亞獲得成功,與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靈活的市場主體和相對完備的配套體制密不可分。然而,俄羅斯的國情是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建立,經濟改革幾十年都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因此,一下子取消公有制、實行全面的私有化,放棄宏觀調控,實行價格、貿易、金融的完全自由化,就使經濟完全脫離了正常的軌道,市場經濟的實施不僅沒有顯示出比計劃指令式經濟更明顯的優越性,而且

【“國家放開市場調控后的混亂,一方面推毀了很多生產復雜產品的有效經營技術部門,使得經濟活動迅速原始化,并形成生產和出口原料的簡單和短小的技術鏈,另一方面開始進口成品。就技術發展水平、生產高附加值商品的能力、組織經營和效率強度而言,俄羅斯經濟大概落后了10年”。[16]】

實踐證明,任何濫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并夸大其作用的做法,最終都將以失敗而告終。

第三類:偷換概念法,即以相同的名稱來掩蓋不同的內涵或掩蓋真實意圖。例如,大衛·哈維針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指出:

【“這些關于先發制人入侵伊拉克的超級成就給這個國家帶來了自由的高調……”“但是,自由不過是個騙人的字眼”。[17] 】

換言之,新自由主義無非是通過自由的旗號來迷惑大眾,使得大眾認可和接受這一理念,進而達到控制大眾思想的效果。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自由只是針對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形式的自由、資本的自由,而社會主義的自由是“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8] ,不僅賦予所有人行使自由的權利,而且通過各項法律制度確保所有人享有真正自由的內容,因而是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統一,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統一。

2.權威式話語

新自由主義的權威式話語是指通過樹立某種思想權威來強化新自由主義的地位和聲望。從新自由主義智庫的構成來看,包括知名學者、經濟學家、大企業家或者是前政府官員等,這樣就在學術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等形成了一種強勢的話語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中,有多位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包括哈耶克(1974)、弗里德曼(1976)、費爾德斯坦(1977)、布坎南(1986)、科斯(1991)、盧卡斯(1995)等,這不僅為新自由主義贏得了聲譽,而且奠定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除此之外,從思想表達來看,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往往以一種無可辯駁的方式來論證自由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或者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例如,在《通往奴役之路》這本著作中,哈耶克斷言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是沿著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展開論述的:在政治領域,社會主義與民主毫不相容,在社會主義國家談論“民主社會主義”只是“偉大的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斗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準備這種結果”;在經濟領域,由于“計劃當局不能約束自己只限于給陌生的人們提供機會,使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利用這些機會”,因而“集體主義類型的經濟計劃必定要與法治背道而馳”。[19]總之,哈耶克要表明的是,社會主義具有獨裁主義的性質,不僅民主缺失,而且集體經濟也毫無效率。米塞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這本書中同樣“提出了社會主義的不可行和資本主義是一切社會關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的觀點。[20]他指出:

【“私有制成為所有不受國家和強權控制的生活基礎,成為自由、個人自治賴以植根和獲取養料的土壤,它對人類的一切精神和物質的巨大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人們在這個意義上將私有財產稱為個人發展的基本條件。”相反,“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面臨著一個他們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們沒有能力選擇決定,在無數可能采用的生產方式中,究竟哪一個是最贏利的。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走向混亂”。[21]】

這樣,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就打造了一個權威的也是封閉式的話語體系,社會主義成為集權的同義語,社會主義制度意味著高壓政策、權利喪失,而資本主義則等同于自由、民主、文明等一切“美好的事物”。

3.常識性話語

所謂常識性話語,是指通過對新自由主義進行通俗表達或者形象宣傳,以促使大眾認可、接受的手段或方式。大衛·哈維認為:“常識是由長期以來的文化社會化實踐所建構的,這些實踐通常扎根于區域或國家傳統之中”,“常識有可能憑借文化偏見而極大地歪曲、模糊或者掩蓋真實問題”。[22] 大衛·哈維向我們揭示了常識的形成不同于突發性的意識,而是脫胎于某種深厚的文化傳統,并在此文化背景下經過長期的實踐形成的認識;并且他認為,常識并不等同于判斷力,即常識并非意味著正確。新自由主義的傳播正是力圖打造這樣一種印象:新自由主義是客觀的、符合秩序的,是必然的、符合人性的。為此,他們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階級性隱去,將其宣揚為一種普適的價值;將新自由主義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描述為一種最能發揮市場主體精神的自發秩序;將建立在血淋淋(或赤裸裸)剝削基礎上的私有化描述為最能體現個人權利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就此指出:

【“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3]】

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隱蔽性特征,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社會性來掩蓋階級性。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思想(或觀念)所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整個社會演進過程中,總有某種思想在背后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思想的影響力通常是以一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因而很容易被人們所忽視。新自由主義從產生之初備受冷落,到成為流行于歐美發達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進而成為拉美、東歐等國家實踐改革的指導思想,這一系列重大轉變并不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科學魅力,而是出于新自由主義者所構建的一種超階級的、脫離于現實的“烏托邦”的蠱惑力。然而,立足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的視域,我們不難發現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虛偽性:所謂自由化,其實質是有利于資本的單向度流動從而在全球實現剝奪性積累;私有化為西方輸出意識形態演變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借口;而絕對的市場化則可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國家的干預;受西方國家操縱的全球化有利于拆除發展中國家市場保護的最后一道屏障,使發達國家的商品和資本可以在世界范圍內暢行無阻。

【“意識形態與現實的關系不是一種真實的、相契合的關系,而是一種不真實的、掩蔽的關系。一言以蔽之,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完整的理論形式,其目的不是揭示現實生活的真相,而是竭力把這種真相掩蔽起來,以維護它所支持的統治階級的統治。”[24]】

為了階級統治的需要,資產階級總是通過掩蓋意識形態的階級本性,將其抽象化、理想化。最后的結果是,新自由主義的具體實踐與其理論宣傳出現了較大差異,新自由主義不僅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蘇東轉軌國家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挫折,而且使西方國家也深陷危機泥潭。但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方案能幫助資本家有效開拓國際市場,實現源源不斷的資本收益;而且新自由主義又具有較強的迷惑性和隱蔽性,是傳播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有效工具,因而受到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長期青睞。對此,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芬利森和托馬斯·A.李森等一語中的:

【“霸權包含的遠遠不只是一種物質方案,因為它本質上也扎根于意識形態和文化中。”[25]】

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多種社會思潮相互激蕩,未知風險層出不窮,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盛行使一部分人在思想認識領域產生錯誤判斷,認為新自由主義已走向終結,進而放松警惕、聽之任之,這將對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構成嚴重威脅。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

【“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26]】

能否守住意識形態的安全底線關乎旗幟、關乎道路,絕不可輕視。對于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其經濟方面部分合理的主張,例如重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防止政府職能越位,保護市場主體合理的權利等;另一方面,絕不可以忽視其意識形態本質,將新自由主義等同于一種單純的經濟思潮。為此,我們應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嚴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增強理論創新功能,不斷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強化宣傳本領,學會講好中國故事,增強新時代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要勇于亮劍,主動有效地批判各種錯誤社會思潮,既要提高我們分析研判的能力,也要提升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實踐中不斷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生命力。

注釋:

[1]〔美〕大衛·哈維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7頁。

[2]〔美〕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著,賈擁民譯:《宇宙的主宰》,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頁。

[3]〔美〕大衛·哈維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56頁。

[4]朱安東:《“芝加哥弟子”與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泛濫》,《紅旗文稿》2006年第21期。

[5]朱安東:《“芝加哥弟子”與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泛濫》,《紅旗文稿》2006年第21期。

[6]〔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海派經濟學》2006卷第16輯。

[7]張才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及其批判》,《探索》2007年第4期。

[8]阿德里安·本杰斯:《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4期。

[9]〔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海派經濟學》2006卷第16輯。

[10]〔美〕大衛·哈維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7~8頁。

[11]〔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海派經濟學》2006卷第16輯。

[12]參見〔美〕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著,賈擁民譯:《宇宙的主宰》,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頁。

[13]〔美〕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著,賈擁民譯:《宇宙的主宰》,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頁。

[14]梅榮政、張曉紅:《新自由主義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

[15]〔美〕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著,賈擁民譯:《宇宙的主宰》,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頁。

[16]〔俄〕謝爾蓋·尤里耶維奇·格拉濟耶夫著,李勇慧譯:《俄羅斯改革教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引言第1頁。

[17]〔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海派經濟學》2006卷第16輯。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頁。

[19]以上引文參見〔英〕哈耶克著,王明毅、馮興元等譯:《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20]閆孟偉、王作?。骸蹲杂芍髁x問題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頁。

[21]以上引文參見〔奧〕米瑟斯著,韓光明等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22]〔美〕大衛·哈維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5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頁。

[24]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頁。

[25]〔美〕克里斯托弗·芬利森、托馬斯·A.李森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意識形態霸權》,《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10期。

[2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頁。

【云莉,內蒙古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博士。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2期,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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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心刊物】云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路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