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自主聯合勞動是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公有制企業要與見物不見人的西方經濟學劃清界線。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和再生產理論,企業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都是活勞動的創造。國有固定資產,其價值在一次或數次生產中以折舊轉移入新產品的價值中,其賬面價值即物理價值不發生變化,其精神價值因技術更新,物理老化產生的價值耗散,則需要活勞動在創造新價值同時予以補償。在公有企業,讓勞動者自發地、自覺地、自由地、愉快地創新、生產勞動,是先于資產保值增值的工作重點

【本文為作者紫虬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本文是《自主聯合勞動是中國企業的主要發展趨勢》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請閱《自主聯合勞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第二部分請閱《自主聯合勞動是實現企業市場價值的主要出路》)

三、勞動合作企業是歷史存在

自馬克思指出勞動合作工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積極揚棄”以來,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來越高,其本身也經過了壟斷、腐朽的帝國主義寄生過程。但勞動合作企業卻延續下來。

現代資本主義為了調和勞資階級矛盾,已經盛行吸收職工入股的企業制度。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已經推行企業持股達到1200萬職工(占美國職工總數的10%)(蔣一葦:《職工主體論》,工人日報,1991.6.21),而且這一制度逐步擴展到幾十個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華爾街金融寡頭壟斷寄生程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100%員工持股的企業,也存在于美國各地。

紫虬:自主聯合勞動是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筆者在美國自費探親期間,隨機參訪了5家中小企業,事后瀏覽網站,發現居然4家都是員工持股企業。如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的奧利弗酒廠,從50年前由奧利弗教授創辦葡萄酒莊發展起來,經歷過家族經營、職業經理人經營后,于2006年改制為100%員工持股(https://www.oliverwinery.com)。佛蒙特州諾威奇的亞瑟王面粉公司,1790年建立,1895年重組為股份制,1978年遇到重大財務危機,1996年轉為100%員工所有,2014年在職員工人數325人(https://www.kingarthurflour.com)。

紫虬:自主聯合勞動是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亞瑟王面粉公司外景

身在現場,不難感受到美國工人的勞動激情,如從奧利弗酒廠的現場管理和給游客的激情演講、服務中,可以感受到其企業文化:

【“我們喜歡努力工作,我們很樂意完成任務。因為我們100%是員工所有,所以我們都對公司的成功和失敗有真正的利害關系??蛻裟樕系拿恳粋€微笑都代表著我們發展業務的能力,為我們自己和家人創造一個更加穩定的未來。”(https://www.oliverwinery.com)】

這些企業把員工持股作為營銷賣點,突出在企業介紹和商品包裝上,顯示了勞動者的自豪和自信,和曹德旺先生的美國工廠是很不一樣的。

西方企業管理認識到“在后現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資源已經是人力財產而不是人力成本。這并非詞匯上的變換,而是客觀的財務事實。”(《后現代管理思潮》第七章)這些觀點自然沒有突破庸俗經濟學即馬克思說的“財產經濟學”的全要素理論,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職工入股既有因社會主義陣營的產生,對西方資本核心意識劍指咽喉的強烈沖擊,也有企業自身的發展規律,如上述兩家美國公司,從網站信息分析,都發生在遭遇危機后。亞瑟王面粉公司即便有兩百多年歷史,股份制運行了100年,最后通過員工完全持股才生存下來。這種勞動合作企業自馬克思時代就存在,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補充,總體上,不影響資本主義經濟壟斷化總格局。

在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企業界提出“職工主體論”(蔣一葦:同前),這是“鞍鋼憲法”實踐的邏輯延伸,雖然在當時大批國企員工下崗,通過股份制進行私有化改造、公有產權嚴重萎縮的歷史環境下,職工主體論只能被邊緣化,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中,從企業自身規律出發,也出現了具有勞動合作性質的全部或大部股份由員工持有,以及雇傭制改為合伙制等小微企業。還有為數不少的私有企業依靠工人管理,也實行一定份額的員工持股。有學術文章也提到,在國企,“本企業職工持股不同于社會上分散的個人持股,而是一種有組織的集體持股”。( 厲以寧、孟曉蘇、李源潮,李克強:《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69頁)

勞動合作企業,是公有制企業的形式之一,在一定程度的社會化生產中體現出“自主”程度不同的聯合勞動。

四、自主聯合勞動是一個漸進過程

勞動力歸個人所有和自主聯合勞動的地位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商品市場上的自由工人,一方面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另一方面一無所有,不得不出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今天中國國情略有不同,雇傭市場的勞動者如農民工和停薪留職者,多有承包田,福利房等由公有經濟支撐的“后路”,增加了擇業自由度。即使失業“啃老”,依賴的依然主要是前輩在公有制時留下的積累。

公有制建立以后,勞動力的個人所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對立統一,是公有制企業變革的主要課題。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要求無產階級把資本主義生產“從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的手段變為自由的聯合勞動的形式和社會的生產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101頁)馬克思指出:

【“雇傭勞動, 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 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 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1864.9.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605頁)】

有學者對此作出了在筆者看來經得起社會主義運動實踐檢驗的的理論探討。首先是有基層勞動經歷的工人學者。有十年的農業勞動與十年的井下挖煤生涯的巫繼學,在1981年共同提出《自主勞動范疇初探》(《全國經濟學團體通訊》1981),2002年提出中國勞動具有“自主性”與“雇傭性”雙重性質的觀點。1985年,曾在鋼鐵企業勞動十年的李炳炎首次提出自主聯合勞動:

【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經濟范疇是自主聯合勞動。自主聯合勞動是雇傭聯合勞動的對立物,它表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最本質的特征。”(李炳炎:《論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范疇體系創新》,經濟研究導刊,2007.第四期)】

另外如李樹泉提出:

【“勞動者既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又是自己勞動力的主人,他們是自主的;勞動者之間是平等的聯合勞動的關系,所以自主聯合勞動應該是社會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李樹泉:《關于生產方式研究幾個問題的思考》)】

公有制的建立,并不自然而然體現自主聯合勞動。

毛澤東同志在評價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要吸收廣大勞動群眾直接地和積極地參加生產的管理”,“講得好。但是,講是講,做是做,做起來并不容易”。(《毛澤東年譜》1959.12.11)對這種不容易,很多人缺乏足夠認識。

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面對著兩種資產階級強大勢力。首先是官學商中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傾向。即使抗疫中公有經濟發揮了重大體制優勢,它們依然逆勢意圖在公共服務領域對公有經濟實施圍獵。習近平警示的現象其實是個長期矛盾

【“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人民日報》2014年3月10日)】

其次是公有企業中的官僚特權勢力的蛻化對企業活力的侵蝕和窒息。十八大以來,國企反腐揭開了令人吃驚的貪腐內幕,巨貪碩鼠無不“國有資產個人化”,“用人個人化”,二三級單位頻發腐案。令人想起毛澤東同志對國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批示:

【“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澤東年譜》1964.12.12】

建國以來,在公有經濟中,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頻發的,大量地以非對抗性矛盾形式,通過逐漸蛻化演變而存在。對于對抗性矛盾的暴露,今天主要是通過法制手段解決,但怎么預防?值得關注的是,輿論和對策對腐敗現象能否亡羊補牢。有專家在主流媒體發文認為,國企反貪,要解決公司治理官僚化,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是治理主體,經理層是治理客體。有的觀念認為只有依靠私人資本混合進來,或者在市場上和私人資本公平競爭,就可以解決國企內部人控制。這類觀點紙上談兵,脫離實際,解決問題隔靴搔癢,遠離工人階級。

這類傾向的病癥是無視公有企業勞動者主體地位,乞靈于資本主義幾百年來資本中心的產物,把資本信用制度對社會化大生產的適宜性,和企業內部治理中自主聯合勞動的人際關系相混淆;受資產階級視野影響,聚焦于物化勞動的財富,忽視創造財富的活勞動,夸大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內部制約作用;把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中干群之間的自主聯合勞動關系,蛻變成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異化為雇傭勞動。這種傾向對國企改革的指導具有長期誤導性。

職工在企業中是主體地位還是客體地位,這是社會主義公有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的分界線。國企改革在當前有以下幾點理論和實踐問題:

員工主體是國企深化改革的方向。對于員工主體地位,有錯誤觀念認為是“極左”,把“主人翁精神”,“廠興我榮,廠衰我恥”這些公有經濟長期堅持、被肢解前拼死一搏的最寶貴精神財富,棄若敝屣。有些干部甚至以“文革那一套”為名,向上級和社會表明打壓企業內部民主監督要求是“政治正確”,以維護少數管理人員特權。凡是了解國企管理的人一般都知道,員工主體思想被排斥一天,官僚特權泛濫的危險就存在一天,就無法調動、激發企業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在國企改革中,勞動合同必須體現是主體勞動,而不是雇傭勞動;國企改革的中心,國企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營造、引導營銷、管理、科研、生產、服務等全部勞動者主動、積極地勞動,排除被動勞動,而資本中心的運作不能占據國企改革的中心位置。

保證員工主體,是企業黨的領導的主要任務。企業黨組織如果不深入群眾,了解、代表群眾心聲,很難在研究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序中把好方向;如果不督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深入基層,參加勞動,平等聽取職工、職代會、職工大會、職工代表的意見,就會滋生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如果不重視職工代表的選舉,選出思想端正、了解下情、有威信的職工代表,民主管理就沒有堅實基礎。

公有制企業要與見物不見人的西方經濟學劃清界線。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和再生產理論,企業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都是活勞動的創造。國有固定資產,其價值在一次或數次生產中以折舊轉移入新產品的價值中,其賬面價值即物理價值不發生變化,其精神價值因技術更新,物理老化產生的價值耗散,則需要活勞動在創造新價值同時予以補償。在公有企業,讓勞動者自發地、自覺地、自由地、愉快地創新、生產勞動,是先于資產保值增值的工作重點。國企資產保值增值,是活勞動受到尊重后的自然結果。如海爾營造崗位創業,面向客戶的人單合一模式;華為員工獨自在戰亂、自然災害的逆境下,想到當年革命者赤手空拳開拓根據地等,使命驅動的形成,就是生產方式的改革。有些聰明的私營企業,如海底撈對基層主要考核員工滿意度和客戶滿意度,并不考核短期利潤,卻實現了高速發展。

國企要向市場競爭中快速發展的勞動主體管理方式開放。國企改革不能只盯著西方,也要從國內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快的中小企業學習,克服大企業病。國企改革要取得新進展,官學商決策者和影響決策者,要深入企業基層,不僅深入公有企業,也要深入私有企業,比較鑒別對比,去粗取精。

國企混改,不能重資本,輕勞動。從承認活勞動對財富增殖的決定性作用出發。國有資產存量是全民所有,由勞動前輩創造,包含大量共產主義奉獻。因此在國企混改中存量不動,且要保值。而增量是現有勞動者的創造,在勞動者取得必要勞動報酬,即補償再生產所需成本即工資、勞動保護、培訓等的薪酬費用后,勞動者還應該“有折有扣”(《哥達綱領》批判)地參與增量利潤的分配,使聯合勞動的“自主”性具象化。這應該是國企產權混改的方向,而不是“給資本更多機會”。(參閱:紫虬:“寧與友邦,不予‘家奴’”乎? ——勞動貢獻視角的格力混改)《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做出了部署:

【“支持符合條件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建立骨干員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等中長期激勵機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

只有充分尊重員工的主體性、創造性,按照社會化生產的聯合程度,營造本企業充分發揮個人創新能力文化,才能向馬克思所說的未來的“自由人聯盟”邁進,在當下,習近平同志提出了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重溫的“人民是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這既是我黨立黨為民的宗旨、初心在公有企業的哲學概括,更是堅持唯物史觀,奴隸創造歷史,以群眾路線作為基本的認識路線的問題,在實踐上,是重建公有企業主人翁文化,激發個人創新和集體目標的統一。

很多有志向的私企看到了勞動者主體的趨勢,企業前景取決于如何處理股東至上與市場價值的關系

有的勞動密集性私企,以高于市場的工資、福利謀求凝聚力,運用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加強民主管理,依靠工人群眾監督制約職業經理人,防止內部人控制,也實現了迅速做強做大,抵御了境外資本的收購。但是,隨著勞動力不足,年終獎、加薪等吸引人才的傳統辦法正在失效。凡是發展飛速的企業,無論是消極的緩和勞資矛盾,分化勞動隊伍,還是積極留住人才,營造企業活力,大多或多或少采取了員工持股,力求“上下同欲者勝”。股權激勵的實行,既能使員工獲得了財富增值,又使員工獲得了具象的企業主人翁地位,最終企業和員工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的利益共同體。充分的員工持股,就是對雇傭勞動的否定。這些在高科技企業比較多見,以華為為標桿。華為和字節跳動創造的勞動者自我驅動管理模式,迄今為止在遵循以員工為主體的企業內部規律上,做得比許多公有制企業要好。

今日頭條和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公司,在60%多的員工中實施員工持股,這家平均28歲的五萬青年構成的企業,尊重員工創新的主體作用,內部人際關系中,淡化職級資歷,廢除傳統的績效指標考核KPI(關鍵績效指標),實施自我驅動的OKR(目標與關鍵成果法),面向客戶最大限度釋放員工創造力,企業業務決策更為仰仗中、基層員工。企業運用資本運作信用制度,吸引了著名的風投、私募基金為重要投資方,投資價值和市場價值飛速提高,三年間員工增加10倍,至三月底抖音國際版“TikTok”下載量逼近20億次,引起美國政客驚恐。目前為全球最大的獨角獸企業(即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非上市公司)。當前字節跳動正處于十字路口,CEO張一鳴認為,字節跳動致力于信息更多更快到達用戶,回避給用戶帶去鮮明主張。此法對于迅速擴展國內外市場已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但也有評價認為,抖音采用的迎合客戶趣味、價值觀的計算機算法,誘使客戶沉溺,或娛樂至死,在繁榮中潛藏危機,其興也勃,也存在其亡也忽的風險。在克服一系列市場經營風險后,在這個員工自我驅動型企業,所有制結構和深層次價值觀,必將對員工的創新、創造產生最后作用。

我國私營企業隨著“五六七八九”的形成,85%以上已家族化,創業初期的勞動歷練和改革前的尊重勞動思想觀念逐漸蛻化。企業活力能否持續,能否繼續發展創業平臺而非守成平臺,成為每個私企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而勞動合作程度的漸進,是企業變革和管理思想革命的過程,是優化組織,挖掘效率的過程,一切要接受市場檢驗。

五、建立集體性質的勞動合作企業,是現階段回歸公有制主體的穩妥辦法

“變雇傭制為合伙人制!”提出者似乎并不是有意識地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口號,卻已經成了當下中國一些企業咨詢公司、管理公司流行的市場理念廣告,正如有美國觀察者不無羨艷地評價,中國企業有上乘的內外協作性。在這里,通過內外反響,在市場唯利是圖的競爭中,我們意外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和企業發展內在規律的“耦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有控股企業所有者權益在2016年出現上升拐點,但私有存量主體沒有根本改變(見表一)。

以下各表根據2019年、2018年《國家統計年鑒》13-3,13-5,13-7,13-9表數據,按所有者權益=資產-負債,私有=私營+外商,占比=各成分數據/規模以上企業數據*%得出,表一、表二依據2019年數據,表三為2018年數據,各表僅供閱讀本文參考。

紫虬:自主聯合勞動是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表一)

紫虬:自主聯合勞動是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表二)

由表三看出,首都、傳統經濟中心和工業基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國有控股企業占優,布局事關國家經濟主導和疆域安全;歷史上商品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非公經濟發展較快,其中一些全額或主要額度由員工持股的勞動合作企業也被統計在非公企業中,這是統計不準確之處。

紫虬:自主聯合勞動是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表三)

在數字經濟時代,非公企業走勞動合作之路,作為企業內在發展規律的要求,體現得更為明顯,但是,一切操作必須根據企業具體條件而定,一切都是企業活力迸發的自然需求,才能水到渠成。這個過程,除了公共服務行業、事關國計民生行業和國家指令行業以外的領域,在一切非壟斷的需要充分競爭的行業,切忌長官意志,只能是充分尊重企業主體性,尊重員工主體性,市場檢驗的結果。

在這個質變過程中,企業家發揮的“少數勇敢的‘手’”(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605)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華為創業初期,初始集資21000元被退股后,任正非面臨獨資還是員工持股選擇,這實際上是任正非對各種價值觀對壘的抉擇,為此專門和父親商量,父子深思熟慮后的意見是員工集體持股,共同進退。這種選擇的偶然性中蘊含著必然性:毛澤東思想對兩代人深層次影響的時代特征。這是一場革命。古巴卡斯特羅博士、潮汕彭湃烈士、鄂豫皖吳煥先烈士把自家土地分發給赤貧農民,火燒地契,是反叛大地主家庭,啟動革命;任正非選擇員工持股,既是深遠的市場判斷,又是變革雇傭勞動為自主聯合勞動的革命,當初看似平凡的一個決策,卻掀起偉大序幕,出演了當今震撼世界的社會化大生產雄壯劇目。社會主義國家的導彈核武器未曾讓帝國主義魁首宣布進入緊急狀態,20萬華為人卻做到了,這是百年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在微觀經濟中,為了社會需求、客戶價值、國家使命,不斷創新的、使命驅動的企業家精神、工程師群體文化、科學家群體文化、能工巧匠群體文化和俯首孺子牛的服務文化構成的自主聯合勞動,取代、演化占有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統領企業內外部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最大程度地優化企業協同性效率;在宏觀經濟,在國家壟斷、指令的領域以外,用市場手段和國家力量堅定地演變境內外私人資本對行業和局部的壟斷,管控貨幣貶值,建立公平競爭、法制完備的市場,理直氣壯地站在全民利益角度實施計劃調控以克服商品生產盲目性,同時,政府作用必須接受市場主體和全社會、特別是勞動階級的監督制約;在公共服務領域,堅定地逆市場化、逆私有化,通過建立旨在抵御勞動者市場風險的“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解放社會主體的中低層大眾的購買力,成為經濟良性循環的始點,我們就可以駕馭市場經濟,領先科技創新,涌流社會財富,笑看帝國主義壟斷資本日益力不從心和驚恐萬狀,像引領抗疫一樣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符合歷史邏輯的勝利。

當然,我們首先要排除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中的干擾,這是首要工作。(全文完)

2020.5.19

(文中圖片均為紫虬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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