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美國社會:持續擴大的社會分裂

不斷加劇的經濟社會不平等有可能形成不斷惡化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后者的不平等就會產生越來越不利于中下階層民眾利益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些公共政策會造成更嚴重的經濟社會不平等——這就形成了美國經濟社會不平等與政治回應不平等之間的惡性循環,并很有可能使得美國目前機會平等基礎喪失的趨勢變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導致美國社會問題的不斷沉淀,因而不斷損害美國政治體制自身的“造血”機能和自我修復能力。

魏南枝:美國社會:持續擴大的社會分裂

盡管受到民主黨和共和黨部分建制派力量的各種阻礙,2018年的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共和黨控制兩院的一致政府優勢、持續推行“美國優先”和“從福利轉向工作”的社會政策。由于特朗普政府主張通過市場提供福利,其社會政策仍主要著重于移民政策和治理鴉片藥物危機等。盡管美國的經濟數據顯示為持續強勁復蘇,但美國的社會分裂在持續加深:貧富懸殊、族群問題、女權主義、地區差異……美國的政治極化、文化沖突和社會分裂呈現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得到集中體現,并因為中期選舉而再度陷入府會惡斗和黨爭極化使其進一步惡化。

一、從“福利轉向工作” 貧富分化加劇

基于盎格魯-新教傳統、“市場提供福利”思路和“美國優先”口號,特朗普政府的社會政策主要集中于移民和鴉片藥物危機兩個領域,在邊境修建墻以阻隔非法移民的努力遭到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的強烈反對、試圖降低藥品價格但收效甚微。由于特朗普政府制定的2018財政年度預算削減了與促進教育機會平等性相關的預算,例如農業部、勞工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預算壓縮很大,科研經費被大量削減、教育經費支出也削減了14%,由農業部負責的食品券支出也被縮減 ……在經濟數據一片繁榮的背后,是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仍在持續加劇。

除了經濟增長數據樂觀,2018年美國就業形勢也表現良好,失業率持續走低,2018年全年平均失業率僅為3.9%,其中2018年黑人失業率已經下降到1972年勞工統計局開始統計各族裔失業率以來的最低點。2018年的美國企業仍深受“用工荒”問題的困擾,甚至出現就業機會超過失業人數的情況。但是,大量遭遇就業市場排斥的勞動者在技術與能力等方面無法滿足雇主需求,特別是以一批中年白人和少數族裔年輕人為代表的群體、由于其較低的教育水平和職業技能等遭遇就業市場排斥。

就業市場需求旺盛但是勞動參與率未能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濫用鴉片類藥物危機導致25-54周歲段的男性青壯年勞動參與率持續下滑。雖然勞動參與率未能有效提升,但是勞動生產率保持了穩步增長。近40年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特征一直是工資不平等加劇和絕大多數工人時薪增長緩慢,這導致了美國貧富懸殊的不斷擴大。與最低工資標準遲遲不能上漲同時存在的是,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越來越差,崗位重配置率( job reallocation rate)和工人重配置率(workerreallocation rate)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

不僅總體上收入不平等在加劇,自2000年以來,高收入者繼續與其他人群拉開距離,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趨于萎縮。此外,因種族、教育程度等因素產生的工資差距持續存在甚至加劇。

從上述幾個方面分析,隨著美國經濟的壟斷化和金融化的增強、雇主們的“買方壟斷”權力正在持續擴大,工薪階層加入工會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因而談判能力不斷萎縮,此外,工薪階層的權利也因為政府未能有效遏制經濟壟斷化、主張“從福利轉向工作”、壓縮工人談判權利和工會空間等政策導向而被不斷侵蝕。另一個因素就是經濟全球化導致工作機會的流失和工薪階層主張勞工權益的基礎不斷被瓦解?;谏鲜鲈?,盡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宣稱其經濟政策使得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經濟增長帶來更多工作機會和工資提升,勞動力市場狀況的好轉帶來福利改善等,但實際情況是美國貧富懸殊的日益擴大。

二、收緊移民政策 修建邊境墻

特朗普政府推出多項行動,包括在美墨邊境建墻、針對拉丁裔移民的嚴格邊境執法、加大邊境執法部門逮捕和遞解非法移民執法力度、停止向移民庇護城市提供聯邦資金援助、“零容忍”政策和更改“臨時保護身份”(TPS)政策、將接受難民的人數降至最低以及采用多種方式限制合法移民規模擴大等強硬的移民政策改革。其中引發爭議的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美墨邊境墻。美國民眾對于修建邊境墻的態度存在很大分裂,背后是不同群體對移民的態度差異。并且,自2000年以來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人數總體呈下降趨勢,相反,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簽證逾期者而不是偷渡客。特朗普上任以來迄今并沒有實質性地擴建邊境墻,只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修繕。但是,在兩黨沒能達成包含特朗普所要求的建墻資金預算協議的情況下,2018年底開始、美國政府出現35天的“史上最長停擺”。特朗普對修建邊境墻的態度如此執著,原因在于邊境墻是特朗普的重要競選承諾,同時也是其移民政策的“象征”,其政治意義甚至大于實際意義。

2.“零容忍”政策。該政策讓特朗普遭到美國各界強烈抗議,迫使其于2018年6月20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執行“骨肉分離”政策,但因缺乏明確要求造成執行環節出現混亂情況。

盡管遭到多方反對,特朗普的上述移民新政已經對涉及美國傳統價值觀的移民問題產生了較大影響。雖然特朗普承諾會進行綜合性的移民改革,但有關移民權利的立法權屬于國會權限,即使特朗普試圖通過單邊行政行為來實現其移民政策目標,僅依靠行政力量難于對美國的移民體系進行根本性變革。上述因素決定了最后更多是特朗普為了兌現競選承諾所做的表態,噱頭作用大于其實際作用鑒于國會內部和民眾對全面移民改革存在高度分歧,兩年來不僅進展寥寥,而且遙遙無期。短期內能夠進行綜合性的移民改革并不現實——中期選舉之前的國會兩院都由共和黨控制未能實現,現在民主黨掌控眾議院就更無法實現了。因此,囿于政治分裂的現實,美國當前千瘡百孔的移民政策體系難以根本性修復。

三、持續的社會分化

經濟復蘇而貧富差距拉大,美國的社會正處于歷史空前的分裂程度,不僅在經濟收入、政治參與和階層、種族隔閡等方面加深,而且在文化認同與社會參與等方面加劇。特朗普在2018年仍然秉承其競選風格,依仗和忠于自己的選舉基本盤、并且盡可能迎合支持其上臺的資本力量的利益訴求,這使得他更多采用“分裂治國”的模式,反過來進一步激化了美國的社會分化和文化分裂。此外,盡管槍支暴力案的強度和頻率都在日益惡化,但是特朗普政府針對控槍的消極態度使得槍支暴力愈發成為美國社會的痼疾,并因美國社會的分化加劇而不斷惡化。

1.女權運動與政治。自2017年以來再度興起的女權主義運動在2018年與美國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女性議題及運動席卷全美,除了與社會主義思潮和左翼組織關系密切,美國的女權運動也是中期選舉中民主黨的有力競選武器:不僅女性選民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的登記人數超過了男性選民,而且參選的女性候選人亦從2016年的183人上升至260人,中期選舉的結果有87名女性贏得眾院席位,因此,2018年被稱為美國政治的“女性之年”。

2.槍支暴力加劇。槍支暴力幾乎貫穿了2018年的美國,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槍支泛濫、警民關系緊張等老問題,2017年以來日益激化的社會和族群對立情緒,特別是日益針鋒相對的極右翼團體、白人至上主義群體、左翼“反法西斯”群體等,形成了新的安全威脅。這種槍支暴力案與美國的社會、司法體制的演變有關,美國監獄存在人滿為患的問題,而被監禁的以黑人和拉美裔青年男性美國人為主,種族歧視和階層歧視共同作用之下導致很多少數族裔青年甚至出現“從學校到監獄”的惡性循環,這就給社會治安和警民沖突等都埋下了重大隱患。

在美國個人擁有及攜帶槍支成為傳統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問題,而是關乎歷史文化、憲政傳統,以及關乎以全美步槍協會為代表的巨大商業利益集團、政治勢力利益的敏感問題,因而支持控槍的聲音不足以改變擁護“持槍自由”的民意基礎。并且,在控槍問題上,共和黨與民主黨以黨派劃線的觀點極度分化,甚至民眾對不斷增加的槍擊案死亡數字也越來越麻木,這都意味著美國兩黨對徹底根除槍支暴力頑疾束手無策,槍支暴力將是美國一個長久持續的社會問題。

3.種族矛盾。2018年是美國仇恨團體快速增長的一年,黑人和白人民族主義團體數量激增,創下歷史新高。美國聯邦調查局2018年11月發布數據顯示,2017年度美國共發生7,175起仇恨犯罪案件,同比增加約17%;其中約60%的犯罪涉種族歧視,近50%的受害者是非洲裔。

四、趨勢與展望

美國社會分裂和分化所產生的各種問題絕非美國傳統價值觀回歸、抗拒全球化、逆轉政治正確等可輕易解決,而是需要有政治與社會共識的再建。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多項政策,特別是被視為“劫貧濟富”、以犧牲美國長期競爭力換取短期資本回流、用財政收入的下降換取對經濟的刺激的減稅方案等,不僅將進一步導致財富和收入差距水平擴大、底層民眾的托底福利水平的降低,還會進一步縮減美國的公共財富總量,使得美國政府缺乏調控社會經濟不平等性的能力,更無力推動政治和社會共識的再建。

這就形成了特朗普政府社會經濟政策的兩對差異性:第一是對資本的回應性和對民粹主義壓力的回應性差異,第二是對共同利益的回應性和對政治基本盤的回應性差異。面對這種雙重回應性差異,特朗普采用右翼民粹主義社會政策與強化各種認同沖突的文化戰略的“組合拳”來掩蓋其事實上的對資本需求的高回應性:強調將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把流向海外的制造業重新帶回美國,以轉移中低階層對其對巨富階層的利益進行制度性強化與固化的關注;利用歧視懶人和窮人的美國傳統價值觀來為削減教育、醫療等公共支出和食品券等福利開支提供依據,以轉移減稅帶來的貧富懸殊加大負面公眾評價。

不斷加劇的經濟社會不平等有可能形成不斷惡化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后者的不平等就會產生越來越不利于中下階層民眾利益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些公共政策會造成更嚴重的經濟社會不平等——這就形成了美國經濟社會不平等與政治回應不平等之間的惡性循環,并很有可能使得美國目前機會平等基礎喪失的趨勢變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導致美國社會問題的不斷沉淀,因而不斷損害美國政治體制自身的“造血”機能和自我修復能力。

上述社會分裂的擴大在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中得到集中體現,并因為此后的黨爭極化與府會惡斗而將繼續擴大甚至惡化。與此同時,不同社會群體在圍繞政治、民生等重要話題存在明顯對立情緒,與美國政治極化與兩黨惡斗之間形成互動。美國亟待通過找回一種能夠包容或超越上述差異和沖突的國家認同來扭轉美國社會分化趨勢。

五、“美國優先”與國際秩序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牽頭構建起一個“自由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優先”大行其道,增加了世界的不確定性,使現有的國際規則、多邊機制都受到挑戰或沖擊。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念及其政策舉措在美國國內外都引發了巨大爭議。很多時候特朗普是靠直覺來決策的,但其所作所為正在改變著當今的世界。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對外單邊主義色彩濃厚,一切以美國利益至上,完全忽略了國際道義,不愿承擔國際義務,侵蝕了美國一手打造起來的國際規則和秩序。另一方面,特朗普團隊依托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試圖根據自身的需要來引導、塑造甚至打造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制度設計。

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特朗普執政至多不過8年。特朗普政府不再愿意對外提供公共產品,其他國家則無意也缺乏能力替代美國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因此,未來可能會出現一個相對真空的時期,不確定性將大幅上升。

作為一個性格乖張的人物,特朗普的個人性格特質會對決策實踐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不過時勢造英雄,總統的個人特質是特定的社會環境所塑造的,總統施政也會受到所處歷史環境的制約和多種因素的限制。

冷戰后,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和特朗普,兩位民主黨總統和兩位共和黨總統平分秋色。在這種交替過程中,美國的政治取向呈現出一種鐘擺的運動軌跡。

總之,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理念下的內外政策的影響將受制于諸多因素,現在尚難以蓋棺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依托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其強大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理念必將對當前和未來國際秩序的轉型產生深遠的影響。

【魏南枝,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作者授權察網發布。原標題《2018年的美國社會:持續擴大的社會分裂》?!?/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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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2018年的美國社會:持續擴大的社會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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